摘 要：直译和意译之争由来已久。有人认为应以直译为主，也有人认为应以意译为主。其实，单纯地谈直译、意译之争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更多的需要结合翻译定义、翻译标准、译者目的、译者修养、译者所处时代特征等。新时期，翻译的文化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异化、归化概念在新时期的中国发生了变化。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不失为处理翻译的好方法。贝尔的翻译观（即“概念匣子”理论），让人注意到直译与意译都不是万能的。
关键词： 直译；意译；异化；归化；罗杰•贝尔；“概念匣子”理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翻译作为一种交流活动，历史久远，可以追溯到周代。在《周礼》和《礼记》两部书中，甚至还有了周王朝对当时翻译官的称呼，即“象胥”。由于翻译经验的不断积累，不同的译者和译家提出了不同翻译方法的主张。这一主张更多的来源于对佛经的翻译，并形成了“质”“文”之争，即直译和意译之辩。道安提出 “五失本、三不易”，主张直译；鸠摩罗什“陶练覆疏，务存论旨，使质而不野，简而必诣”，主张意译。在近代翻译历史上，直译和意译的说法代替了“质”“文”之争。到了现代，对于部分学者，这又变成了异化与归化之争。
二、由直译意译引发的思考
（一）直译意译的界定
本文首先引用霍姆斯关于翻译学的构想（图表1）［1］。从该构想可以看出，翻译总体研究属于理论翻译学的一支。理论翻译学又属于“纯”翻译学的一支，而“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共同构成翻译学。
金�、奈达在《论翻译》（On Translation）一书中指出: 保持原文词序是一种直译；而努力再现原文的句式，包括名词译作名词，动词译作动词等，是另一种直译；努力与原文的句子结构、主动与被动语态、关系从句、虚拟语气匹配。严格与原文用词一致，即总是把原文中的某个词译为目的语中相应的那个词；保持原文的修辞特点，比如：平行结构、交叉配列、夸张（夸大和缩小）等。而对于意译，一些译者认为，可以随意改变原文的语法结构，而又不改变原文复杂的词法单位；另一种意译就是在处理文化差异时进行解释；还有译者认为他们有义务更正原文中的错误；还有的喜欢把历史数据赋予新的解释；甚至有人删掉原文中他们不喜欢或不赞同的部分［2］。
周仪和罗平在《翻译与批评》中认为：综观古今的直译与意译的争论，核心仍是直译和意译的界定问题，他们所允许的范围或自由度问题［3］。
这里，几位名家对直译和意译做了明确的界定。前者注重于词法、句法、修辞和表达上；而后者则注重于与硬译、死译、滥译和胡译的区别上。两者并不矛盾。后者承认直译和意译是正确的翻译，而前者则强调在此基础上，界定两者的区别。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对有关问题进行阐释。
（二） 林纾的翻译
有的译者认为，翻译应符合信、达、雅的标准。他们不承认林纾的翻译，而认其为改写。而另一些学者如钱钟书则认为，林纾的翻译看不出译文的痕迹，读起译文就像读原文一样［4］ 。信达雅的标准固然没错；然而，翻译还应考虑到其它因素，诸如翻译目的、译者修养和译者所处时代特征等。也就是说，任何直译和意译既要符合翻译标准，又要符合译者的翻译目的、译者修养和译者所处的时代特征等。林纾的译文读起来像原文，是因为他的修养高。责任感强的译者会对他们的原文、原文作者、译文和译文读者负责。除了林纾本人深厚的中文功底外，我们还可以把他翻译所处的时代和翻译目的结合起来。他曾经这样说过：
呜呼今日神京不守，二圣西行，此吾曹衔羞蒙耻，呼天抢地之日，即尽译西人之书，岂足为补？虽然，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灭而星火犹爝，吾不能不燃之［5］。
在他所处的特定时代下，加上他的翻译目的，翻译时对原文做一定的处理是合乎情理的。他更多的是照顾到译文读者。他翻译修养高深，独具慧眼，有较高的审美情趣。就此而言，笔者认为他的翻译是成功的。它说明只要条件具备，完全可以在不懂某种语言的条件下和他人合作共同完成翻译，但要求该译者须具备较强的理解表达能力、驾驭本族语的能力及较强的审美情趣等。
（三）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
关于异化、归化，在181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这里并没有提出异化和归化翻译标准。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之为 “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而将第二种方法称之为“归化法”。换言之，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于是，在译界，有的就直译等同于异化，把意译等同于归化。惟一不同的是，他们从策略的角度而不是方法的角度认识异化和归化［6］。
随着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有人提出异化和归化主要是在解决“文化”层面上所采取的策略。只是加上“文化”这两字，就使得异化和归化和原来的直译和意译大不相同。那么，如果把异化和归化放在文化的层面来谈，两者是有别于直译和意译的。首先，什么是文化？Goodenough指出：［7］
文化是由人们为了使自己的活动方式被社会的其他成员所接受，所必须知晓和相信的一切组成。作为人们不得不学习的一种有别于生物遗传的东西，文化必须由学习的终端产品――知识――就这一术语最宽泛的意义来说――组成。
Samovar, Porter & Stefani指出：文化是以民族 / 种族为中心的［8］。贾玉新也谈到：“文化既是人们所思、所言（言语和非言语）、所为、所觉的总和。在不同的生态或自然环境下，不同的民族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也被自己的文化所塑造。”“文化这一集体无意识的不可避免的产物是群体或民族中心主义”［9］ 。如果照这样说法，文化和民族是难以分割的。那么像这样的词：X-ray, radar, 它们可以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进行区分；但是谈不上和某种文化有特定关系。
从这种角度讲，异化、归化和直译、意译是有区别的。虽然，在最初“引进”的时候，它们大致相同。但是，在中国，它们发生了变化。当然，一方面不能对这种变化熟视无睹；另一方面，也不能一口咬定就是特指文化。
（四）直译、意译和标题翻译
在过去，人们常常把直译、意译对立起来，要么支持直译，要么赞成意译。当然，这和个人的翻译标准有关。但哪种译文优于另一种，最基本的审美观应该是大同小异的。
�The Most Dangerous Game� 是理查德•科内尔的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主要是讲美国青年赖因斯福德误入“沉船岛”，成了岛主扎罗夫将军――前沙俄贵族的“猎取”对象。赖因斯福德竭尽全力，与其斗智斗勇、斗勇斗艺，最终未成为最后的猎物；而且，还使将军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后来，他回到将军的住宅，承认自己仍然是被追击的猎物。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没有将军的帮助，他是不能顺利离开该岛的。从这个角度讲，有的译者采取直译方法，译为：《最危险的猎物》。
文中的扎罗夫将军多次提到他一生中热衷的只有打猎。他的人生哲言就是：生命是属于强者的，只有强者才能生存。而且，必要时，强者决定生死。世上的弱者无非就是为强者带来乐趣。后来，又提到赖因斯福德的想法：将军在和他玩！将军没要他的命是想第二天和他再做游戏！将军是猫，而他，自然就是老鼠。结合这些细节以及整个主题，有的译者采取意译法，译为《游戏人生》。
但是，两种译法总让人觉得没有译出原文所表现出来的紧张精彩气氛。如果我们采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话，那应该优于前两种翻译。一方面是game这个词自然不能丢。但这不是一般的game。 这个game是活靶子，能说话，而且会用脑推理。他可以反抗，为生存而战。而这个most dangerous就是这个活靶子危险性。即使是你骄傲无比、不可一世的将军也未必是对手。再结合小说内容，于是，可以简单地译为：《斗猎惊魂》。
（五）其它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但是，有时候，语言的表层意义代表不了思维的全部内涵。贝尔曾提出：翻译，就是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同一个概念。他曾经用了一幅图（图表2）［9］非常生动地这样表达（这幅图在这里稍稍做了改动）：
在翻译课练习作业中,笔者曾遇到过这样一个句子:
…The thrush begins a little before it is light; next the black-bird; next the larks begin to rise; all the rest begin the moment the sun gives the signal; and, from the hedges, the bushes, from the middle and the top-most twigs of the trees, comes the singing of endless variety; from…［10］
问题就出在这里的划线部分。这里，汉语对等的概念应该是“太阳出来了”。但是，如果初学者没能理解，把它直译为“太阳打出了信号”，就贻笑大方了，而且和原文要表达的概念差之甚远。
从这里可以看出，很难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联系划线部分的翻译。这里更多的是需要做到概念对等。
三、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不能单一地看待直译和意译。也不能简单地说直译优于意译或意译优于直译。更不能说今后的翻译是以直译为主，还是以意译为趋势。我们联系到它们以外的其它因素，诸如翻译标准、翻译目的、译者修养、译者所处时代特征等，可以发现两者是可以相结合的。西方学者提出的异化、归化（即一些中国学者所称的直译、意译）在中国受文化的影响发生了变化。如何看待、处理这些变化？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我们需要要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长处，结合实际，发展自己的翻译理论。贝尔的“概念匣子”理论非常准确地道出了翻译的实质，而且不得不让人思考：我们为何不能换个角度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呢？
参考文献：
［1］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0.
［2］ Jin Di, Eugene A. Nida, et al. On Translation (2nd ed.) ［M］. Chengdu: FLAL MA Program,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UESTC, 2001: 76.
［3］ 周仪，罗平�翻译与批评［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52.
［4］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 ［C］ // 罗新璋. 翻译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696. 162.
［5］ 林纾. 《译林》叙（1900）［C］ // 罗新璋.翻译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162.
［6］ 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 ［J］.中国翻译， 2002 (1)：40.
［7］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17.
［8］ Samovar, Larry A., Richard E. Porter & Lisa A. Stefani.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Brooks/Cole/Thomson Learning Asia, 2000: 36.
［9］ Bell, Roger 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86.
［10］ 郭著章，李庆生. 英汉互译实用教程［M］.3版�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453.
本文责任编辑：熊德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