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在近十几年的党中央文件、国家政策和社会宣传中提到的不算少，但它真的在我们的精神家园占有一席之地了吗？现實中，它成为先进文化的一部分，但它内化到社会文化与人们的素养中了吗？这是值得再思考的问题。
如同科学没有统一定义一样，关于科学精神，众说纷纭，但也不妨碍人们理解与使用。概括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求知和探索精神——人们从事一切科学认识活动的原动力；二是求真务實精神——科学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三是理性的怀疑与批判精神——科学精神的核心与灵魂；四是创新精神——科学的内在要求和本质。
我个人认为这些观点虽然总结得很好，但没有主次之分或层次递进关系，又缺乏简明性，不易被人记住。
现實中，一方面公众常常被人“忽悠”，事后专家都在指责他们缺乏科学精神，但是公众真的无从把握；另一方面，社会上多把科学精神的宣传当作一个名词说教，如同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样，很少提到實际内容。由于空洞，不知所云，因而对其理解与把握就似是而非，不可能自觉运用，因此也不能形成一种很好的文化认同，扎根于社会与公众中。相反一遇到有些人以科学精神之名任意“创新”“怀疑”“批判”，贩卖迷信和伪科学时，社会思想就容易出现混乱。
科学精神到底应该怎样向公众表述，既简洁又精准呢？我认为就四个字——實事求是。
这个观点并非我的专断，而是众多科学家的共识。著名的自动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启恒说：“科学精神的本质就是實事求是。我们分析事物的来龙去脉时，一定是要分析事物包含了哪些内容，这些内容又怎样决定了事物的性质。任何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有原因的，它表现出来的现象都应该是可以解释的。这些解释要基于客观事實，用科学的方法在事實的基础上去分析、归纳，总结得出科学的结论。对于任何一件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如何解释这些事物，首先就要相信世间任何物质都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科学精神。” 我国科技史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虽然研究对象不同，所用方法也有差别，但为扩大认识领域，寻找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一致的，它们都要求公正、客观、實事求是，不允许伪造证据和做任何艺术的夸张，这种共性应该说就是科学精神……竺可桢是我国近代科学的主要推动者，他心目中的科学精神包括三个方面，是从近代科学家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波义尔等人身上总结出来的。一是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依理智为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實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毫不苟且。这三点归纳成两个字：‘求是’。”
“實事求是”，既简洁朴素，又深刻丰富，正所谓“大道至简”。因为，我们只有立足于實事求是这个基础，才会面对真實存在的问题去探索发现，而不会轻易相信根本不存在的事物；才会在现有的基础上继承与创新，而不是无中生有、毫无根据性地虚构；才会对出现了矛盾与谬误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怀疑和批判；才会对不同观念与见解保持谦逊和包容的态度；才会团结协作、不带偏见地解决问题。實事求是是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核心，其他的如求知和探索、求真和务實、理性的怀疑与批评、创新与协作等精神，都是在實事求是的基础上和围绕它衍生和展开的。对老百姓而言，只要凡事问问“这是真的吗”？或是老老實實地實事求是就行了。
科学的品格是朴素老實、平常而不华丽，平淡而值得信赖，应该最容易为公众理解与接受，没有必要把科学精神复杂化或“玄化”。席泽宗先生曾于1994年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表明科学精神在中国早就有，无非就是公正、客观、實事求是。再次提出科学精神就是實事求是，其實是想在当今繁华浮躁的世界中，在社会上作假成风、信誉扫地、道德下滑的现實中，提倡回归真理的朴素，呼唤回归事物的本真。
在科学与社会公众领域中，如何让公众提高科学文化素质，辨假识伪，不受迷信和邪教的侵害，提倡这种實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还是非常必要的。
虽然历经400多年的近现代科学发展，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物质和精神双重文明，科学精神作为科学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理应在社会公众中形成共同的文化意识，并作用于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中。但是，现實情况并不乐观。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度里，科技发达，公众科学文化素养相对较高，但依然有不少人相信各种超自然现象，声称相信占星术这类的迷信，相信批判达尔文进化论、推行智能设计论这样的伪科学或“神创论”。同时，以复兴传统宗教为标志的新蒙昧主义，以“后现代”和“新时代运动”为标志的反科学、反理性主义，在世界尤其是美国十分流行。一些科学家、批评家们指出，这些现象的本质是对现代科学进行挑战，是试图抛弃科学的基本思想方法，抛弃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理性精神。在我国，经过对近30年特别是取缔“法轮功”后10年神秘主义思潮流变轨迹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看到，科学与迷信、伪科学、反科学在理论和實践上仍在反复较量，科学精神远没有内化到社会文化与公众素质中。弘扬科学精神还任重道远。
我们不妨回顾这段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各种奇怪学说，比如辟谷，长生不老，返老还童，永动机，水变油，耳朵认字，隔墙见物，发外气治病，远距离发功使导弹航向改变，发功扑灭森林大火等反科学内容，经由社会各种途径的不当扩散，混乱了公众思想。由此，各种愚昧迷信包括洋迷信沉渣泛起，从“神功异能”到 “伪气功”造就神奇大师，再到产生李洪志这样的邪教“教主”。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2002年颁布了《科普法》，都提出了弘扬科学精神、破除迷信、反对伪科学的长期、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很多科技工作者和社科工作者们也纷纷揭露和批评现代迷信与伪科学，批评超自然的神秘主义和反科学思潮，在取缔“法轮功”之后，社会上也一度形成了“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的宣传氛围。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尺冰冻亦非一日能解”。打着“科学”、“传统文化”和“宗教”招牌的现代迷信，诸如以“环境科学”为名的“风水术”和以“周易”为名的“科学算命”热度不减；“占星术”、“相术”仍在社会畅销；“非典”时期鬼神迷信回潮；在中学生中流行的“笔仙”巫术游戏导致悲剧；李一假道士和张悟本神医等欺骗一时。这些违背科学的非理性的社会现象，直接腐蚀影响着公众的思想灵魂，导致他们恐惧鬼神、追求神秘、陷于“宿命论”；而另一方面，如“为伪科学正名”、“科学也是迷信”、“反科学”、“反反伪科学”等各种叫嚣，向科学提出挑战。这些违背科学精神的社会现象，直接对社会价值的判断标准，对公众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使很多原本科学素质不高又不明真相的公众，对科学产生怀疑，对现代社会世俗道德产生怀疑。
从上述情形看，科学与迷信、伪科学、反科学以及神秘主义，在理论和實践上的反复辩争与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各个时期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有人说，上述的迷信之类就像一只“沉不下去的橡皮鸭”，经过科学家、社会学家、新闻媒体的批评，沉寂一段时间后，又会重新浮出水面，只是在表现形式上因话题、事件、背景等不同而各式各样。但它们所反映问题的實质是一样的，即在科学与社会公众领域中，是坚持科学精神的實事求是，还是要重新走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道路。實际上，现代科学精神的普及不仅要从具体的迷信、伪科学、神秘主义的案例中，以图书、活动、宣传报道等为重点，澄清具体问题，而且要开始转向科学与社会价值、公众“三观”的领域，即转向社会文化建设领域。在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与教育中，加强对公众的科学精神教育，形成一种“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的社会文化氛围。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决定》，提出了推动先进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任务。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實力的时候，科学精神不可缺项，它可以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为我们社会文化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与支撑，是實现国家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
希望實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成为一种时代精神，注入我们的社会中，成为一种文化观念，成为社会行为与评价的准则，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使社会空气更加清澈。
（作者单位：中国科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