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2-02-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儒家历史哲学思想研究》（10BZX040）。 作者简介：邓辉（1972-），男，湖南衡阳人，哲学博士，博士后，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湘潭，411105。
摘要：王船山的思想体系是以道为核心的，船山之道绝非一个抽象孤绝、高高在上而超然物外如上帝之类的实体，而是一历史性的活动。此一历史性活动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即道以阴质阳神相协的特殊结构构成的器物为载体在空间中开展自己，又与时间性结合为一在时间中开展自己。道之开展的两因素论表明，道之历史性是对器物生成所表现的生命性与时间性的统一。道之开展的可能就在于道之历史性的实现。历史性正是船山之道的灵魂所在。
关键词：王船山；道；历史性；时间性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2-0026-05
恰如台湾学者林安梧所言，“船山学虽以人为中心，而且以人为其诠释的起点，但以整个理论体系来说，船山则强调皆可通极于道。‘道’可以说是船山学体系的顶点，也可以说是船山理论的最高预设。”［1］依船山看来，宇宙作为活动是自然而然的，它自身就是众因之因，是天地人物发生的根本原因，即天地人物始于宇宙的一体分化之道。宇宙的自在活动就表现为道之开展。由于宇宙活动是一体分化的自然而然的活动，所以“道”就绝不是先天地而有的绝对实体这样一个超越于“六合之外”的创造者（如西方人所言的上帝），而是宇宙自身活动的隐喻，亦即道的隐喻。这一隐喻揭示的正是道之历史性。
一
所谓“道”，张子曰：“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2］船山按云：“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阴阳异撰，而其絪缊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涵，如水中涵影之象；中涵者其体，是生者其用也。轻者浮，重者沉，亲上者升，亲下者降，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皆阴阳和合之气所必有之几，而成乎情之固然，犹人之有性也。絪缊，太和未分之本然；相荡，其必然之理势。胜负，因其分数之多寡，乘乎时位，一盈一虚也。胜则伸，负则屈，衰王死生之成象，其始则动之几也。此言天地人物消长死生自然之数，皆太和必有之几。”［3］
船山认为，宇宙是涵摄阴阳的浑沦元气活动，作为宇宙本体之太和是阴阳和合无间的元气统一体。元气统一体本身具有阴阳两体，因其“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而必有动几，以阴阳摩荡交感，通过以阴质阳神相协的特殊结构，因其时位之不同而生成天地人物，而有万事万物之发生。元气活动的特点就是和之至，不管它化生形器之前之后都是和合无间的，故名之为“太和”。太和所谓道，即《易》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推本万事万物之所自出，莫非一阴一阳之道所往来消长之几所造也。”［4］天地人物乃至一切事物都为这阴阳之道所化生，统摄于道，故道乃是天地人物之通理，“物所众著而共由者也”［5］。船山由此认为，道之化生天地人物的过程即是道之开展的体现，而且还进一步认识到，道之开展为天地人物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
其一，道之开展是以阴质阳神相协的特殊结构构成的器物为载体的，此即道在空间中的开展。船山指出，“盈天地间皆器矣”［6］。天地间之器物皆为道（太和之道）之所造，道之所显即为器物。也就是说，天地间事事物物皆为太和元气所化生，天地人物的发生是道之开展而有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即所谓清通而不可象者也。器有成毁，而不可象者寓于器以起用，未尝成，亦不可毁，器蔽而道未尝息也。”［7］此之谓“无其道则无其器”。但道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绝对实体，“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道总是表现于器物之上，通过器物这个载体彰显出来。此之谓“无其器则无其道”。［8］天地间大化流行，元气絪缊为其缊［9］，形器日新为其表里，道之所显则为器，器之所彰则为道，道器无异体总合一处说，此之谓道器合一。“若夫悬道于器外以用器，是缊与表里异体；设器而以道鼓动于中，是表里真而缊者妄矣。”［10］就其缊言，天地间皆太和之道；就其表里言，天下惟器而已。道散于有形而为器，而不滞于一器。［11］“形而上之道即在形而下之器中。”［12］故曰：“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则谓之治道，道得则谓之德，器成则谓之行，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著则谓之事业”，而“‘作者之谓圣’，作器也；‘述者之谓明’，述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明其器也。识其品式，辨其条理，善其用，定其体，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皆有成器之心而据之为德也。呜呼，君子之道，尽夫器而止矣。”［13］
其二，道是在时间中开展自己的，道与时间性是结合为一的。船山指出，“道之所行者时也”［14］；又指出，“时者，莫能违者也”［15］，“违乎时，违乎道矣”［16］。即是说，道必然在时间中开展自己，无其时则无其道。显然，道与时间性是密不可分的。船山曾对时间专门作了一番研究。他指出，所谓“时”，“本四时也”。［17］而“‘四时’，天之运行而起化者也。”［18］船山认为，“四时之成，因乎天道之运：运乎东西则为春秋，运乎南北则为冬夏；寒暑温凉于是而有序，温暑则为风雨，凉寒则为霜露。”［19］那么“天道之运”何以“生时”呢？他说：“‘生时’，谓气之变合而生阴阳以成乎风雨寒暑者也”［20］，又说：“有其时者，几也”［21］。故“时应乎气”，时之生因乎气，因乎阴阳和合之气而必有之几。由此，船山对“时”下了一个定义，即“乃所以为时者，喜怒、生杀、泰否、损益，皆阴阳一阖一辟之几也。”［22］如前所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而所谓“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絪缊相荡、胜负屈伸”，正是太和中涵阴阳，有一阖一辟之几而为之的。即是说，道与时间性，从根本上是合同一致的。因此，“道与时间性是结合为一的，由于两者之结合为一，故道必开展为历史。而当我们说‘道必开展为历史’时，我们亦可以说‘道隐含着历史性’”。［23］
二
结合以上两个因素来看，天地人物的发生，绝非是一孤绝之道作为造物主的创生，而是宇宙大化流行不断自我生成的体现。“时行物生，不穷于生，化也”。［24］故于人而言，天地人物之发生，乃是“时所偶值，情所偶动，事所偶起，天运之循环，事物之往来，人心之应感，当其际而发见。”［25］即言之，天地人物的发生是在道之开展历程中的当机呈现，与道一样“隐含着历史性”。道之开展的两因素论表明，道之历史性是对器物生成所表现的生命性与时间性的统一。道之开展的可能就在于道之历史性的实现。道之历史性开展隐喻的是宇宙大造的本真活动，即：就创生天地人物而言，体现了宇宙大造的生命性或言创造性；就天地人物发生的本真而言，体现了宇宙大造的真实时间性；统两者而言，就是宇宙大造生命性与时间性的统一——历史性。道不是绝对静止的，它总是变动不居，在时间中开展自己的。道之开展就是在时间的历程中通过形器来表现自己。道之历史性表明其形器之历史性，即天地人物具有历史性。天地人物的发生是道在时间中开展为形器而当机呈现出来的。否则，便无有所谓道，也无所谓天地人物之发生。这便是天地间大化流行的真实意义之所在。由此而言，道开展为天地万物则成其为自然历史，开展为人类活动则成其为人类历史。故船山强调天地人物皆可统于“道”。
然而，船山又认为，“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以之为道也。”［26］何也？人心有觉，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天之道无为，其历史性是潜在的或言遮蔽的，即林安梧所谓的“道隐含着历史性”。
船山以为，“道有其秩序，而人始成其为人；人有其知能，而道始显其为道。乃理与心相合之际，天与人相待之几，则有志于道者不可不察乎相因之实也。以明道而道大明，以行道而道大行，酌古人之教法而备其美，创未有之功能而极其用，道乃弘。”［27］即言之，人固然是道之所造，但人又是“天地之心”，有其性，有其情，有其方，而能择能执者。故人不仅是“受创者”而且是“创造者”。具体而言，“人的创造乃是对于道的参赞（参天地之化育），其过程则是对道之开展而成的器物世界有所‘理解’，经由‘理解’而去‘诠释’此中的‘道理’，并由此器物所显之道理更而‘通极于道’，再由道而照临人间世界，并实践之，创造之。换言之，人是在道之开展历程中存活的，并且能由这开展的历程而谛知道之历史性，并赞育之、实践之、开展之。”［28］也就是说，“道隐含着的历史性”是通过人的创造得以豁显、澄明的。而人所创造的是文明，并且是融合于时间性的创造。于是，人所创造的历史乃是道之开展历程的一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部分。故船山有“天道之本然”与“在人之天道”之称谓［29］。天道之本然，即太和之道或言“在天之天道”；在人之天道，即化天之道为人之道，以人之道率天之道并复归于天之道，天人互化其道且相与俱化之谓。因而，在船山看来，天之道在显，示以教人；人之道在法，学以致用，用以烛天。是故，就人而言，道自我行，物为我用；就历史而言，人事之推移，唯人之所自造。但是，道自我行、物为我用、历史的创造，不是人类任意而为的，而是道既生人，又载于人，天人相继成善，道明于人以大明，道行于人以大行的。人类能“创未有之功能而极其用”，其志、其言、其行总不离乎“道”。
总之，天人之道共同构成为道之开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天之道化生人物，而能任人物之生；天之道治人物，而不能代人物以治。既生以后，人物以所受之性情为其性情，道既与之，不能复代治之。故天道无为，其历史性遮蔽以待其能用者。人物之道又有所不同。物之为道只能用其初命，故有天明无己明，亦待其能用者。唯人之为道持权弘道，统乎物用乎物；故人之道有为，是澄明的、显扬的，其目的在于“尽人道而通于天矣”［30］，则其历史性是解蔽的、敞开的。因此，天人之道皆为历史性的，其区别只在于是否时时自觉而为之，因而都服从于同一个根本的规律。这个根本的规律，船山认为，就是“道因时而万殊”，“时亟变而道皆常”，“大常贞终古以协于一”。
三
船山指出，“道之所行者时也”，“时之所乘者变也”，“道因时而万殊也”。［31］即言之，道必在时间中开展自己，而时有万变，“变者，尽乎万殊之理而无所滞也”［32］，故道因时变而分为万殊。
如前所言，道开展自己是通过结合器物与时间两个必要因素来实现的。无其时则无其道，无其器亦无其道。不仅道与时间性，而且器物与时间性都是结合为一的。道之开展表现为在时间历程中生成器物，并经由器物之生成变化得以实现的。器物之生，在于“阳以生而为气，阴以生而为形”，“形阴气阳，阴与阳合，则道得以均和而主持之”，“一阴一阳之道善其生而成其性，而生乃伸”。［33］器物既生，并非一成型而终古不易的，而是“形日以养，气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34］，始终处于日生日成的过程中的；并且“运形者从阴而浊，运气者从阳而清。清浊互凝，以成既生以后之养性，浊为食色，清为仁义。其生也相运相资，其死也相离相返。离返于此，运资于彼。则既生以后，还以起夫方生。往来交动于太虚之中”［35］。也就是说，器物始终融会于时间之中，因时而变，随时而化。器物如此，人亦然。“二气构形，形以成；二气辅形，形以养。能任其养，所给其养，终百年而无非取足于阴阳。是大造者即以生万物之理气为人成形质之撰，交用其实而资以不匮。”［36］“故人物之生化也，谁与判然使一人之识亘古而为一人？谁与判然使一物之命亘古而为一物？”［37］进而言之，正因为阴阳有几，时有万变，人物因其时位不同而各得其形气；正因为一阖一辟，往来不穷，人物因其生化之机而日新富有，才形成“万有之化，流行成用”［38］，“百昌之所以可日荣而不匮”［39］的大千世界之美妙图景。此之谓“道因时而万殊”。
但这并不是说道有万殊，因时变则无其常。“因时而万殊”之道，乃一本而万殊之道，常变合一之道也。船山有言：“万殊仍乎时变，而必有其相为分背者矣。往者一时，来者一时，同往同来者一时，异往异来者一时。时亟变而道皆常，变而不失其常，而后大常贞终古以协于一。”［40］时固然万变，时确与道合一，而“道以随时而异，乃归于一。”［41］。于船山而言，道是常变合一的。他说：“道有居静而不迁者，贞万古而恒其所；有居动而不滞者，无瞬息之暂有所停。于其静也，可以知道之至正者，守之而无可推移也。于其动也，可以知道之日新者，有之而无可终恃也。”［42］静而不迁，常之谓；动而不滞，变之谓。正因为道有其常，我们可以“知道之至正者，守之而无可推移”；也正因为道有其变，我们可以“知道之日新者，有之而无可终恃”。有其常无其变，道无生命力，如同死水；有其变无其常，道无秩序，如同野马。唯有常变合一于道，既有日新之生命力又有协一之本，道乃成其为大道。何以如此？“道一本而万殊。万殊者，皆戴夫一本者也。”［43］船山认为，“阴阳之外无物，则阴阳之外无道。”［44］道只有一个道，虽有万殊，皆统归于一本之道。而一本之道即太和中涵阴阳而有必动之几之道。道之常，天地人物都遵循阴阳动几之理；道之变，天地人物都因阴阳之几而变。道之开展、万物之生成、时间之发生，历史之发展，从根本上皆因于阴阳之几。故“时亟变而道皆常，变而不失其常，而后大常贞终古以协于一”。由此观之，“时亟变而道皆常”，深刻揭示了道因阴阳之几而常变合一之义蕴，体现了道之开展的规律。即是说，它就是道之开展的根本规律。
由此可见，在船山来说，历史虽为人之所造，是人类自由意志的结果，但它却是道之开展的必然结果。尽管人以其自由意志自造其天，而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律。然而人之造天，必“反本自立而体天地之生”［45］以求合于天而已。“天地之德固然，人未有以与之也。迓天地之德，以人谋参之，因其固然而复为之合”［46］。何以合也？“天有一定之常理，抑有不测之变化。道其常，则君子以人而合天，不容已于忧患之深，以求协于天心；观其变，则君子俟天以立命，但无负于上天生我之德，自乐天而不闷。此其心不可以忧言，不可以乐言，一忧一乐，天有不测之理，君子有不测之心，一而已矣。”［47］故“道因时而万殊”，“时亟变而道皆常”既是天之道，亦是人之道。天之道，无思无为，因自然之几与时偕行。故天道不与人忧，不与人乐，任时机生人物，无思为仁之心。然人之道，有思有为，化自然之几载其道于一身而相其时。故人之与时偕行乃自觉于时，发其忧乐之心，以仁义礼乐化成天下。显然，“道因时而万殊”，“时亟变而道皆常”，其义因天人而有别。在天言，其用不显，其行无心；在人言，显其用，藏诸心，相时几而行，发越其光辉，著明其全体大用。虽如此，但其别只在于有思无思，有心无心，有为无为，显与不显而已。因此，“道因时而万殊”之理，人之道与天之道始终相承不二。船山进而指出，道之开展，历史的发展、人事之推移，皆在时间中。其规律必在具体的时间中揭示。那种超脱于时间之外，只求“以一贯之”之道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规律的想法，是不可行的，也是于真实之道相违背的。
综上，船山之“道”不是抽象孤绝、高高在上而超然物外的上帝之类的实体，而是一历史性的活动，体现为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即道作为一开展的活动而存有。道之活动指的就是天之气化流行，即道之开展为历史的气化过程。气几不息，道之活动便不止。故道之开展有其自然之理势，是理之自然、势之必然或势之自然、理之必然，理势合而为天的气化流行。道因天之几开展所成之自然历史世界，固有其自然之理势在；道因人之几开展所成之人文历史世界，亦有其必然之理势在。毋宁说，历史性乃是王船山道论的灵魂所在。
参考文献：
［1］［23］［28］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45-46、46、47页。
［2］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页。
［3］［7］［22］［24］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5-16、21、81、80页。
［4］［15］［25］［32］王夫之：《周易内传》，《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29、375、225、554页。
［5］［6］［8］［10］［13］［14］［31］［33］［35］［36］［37］［38］［39］［40］［44］［45］［46］王夫之：《周易外传》，《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003、1026、1027-1028、1027、1028-1029、1112、1112、1043、1044、892、1044、979、1082、1112、1112、882、1053页。
［9］按：船山于其所的《说文广义》卷三，解“缊”曰：“缊，本训绋也。绋者，乱丝也，丝枲（音洗，大麻的雄株，只开花不结果。笔者注）纰（音批，布帛丝缕破坏散开。笔者注）乱不可理者。贫贱者无棉以充袍内之箸（显明，笔者注），故袍有箸者谓之缊，音温，字从昷，衣之而暖也。借为中藏之义者，袍有表里，缊箸表里之中，不见而充实，故体物而用不显、实为用之所储曰缊，所谓‘乾坤其《易》之缊邪！’”（王夫之：《说文广义》，《船山全书》第9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86-387页。）
［11］［12］［18］［19］［20］［30］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全书》第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85、876、562、1209、556、1113页。
［16］王夫之：《读通鉴论》，《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3页。
［17］王夫之：《说文广义》，《船山全书》第9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56页。
［21］［27］［42］王夫之：《四书训义》，《船山全书》第7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01、857、583页。
［26］［43］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船山全书》第5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17、608页。
［29］船山以“天道之本然”与“在人之天道”对举，源自于陈北溪（名淳，字安卿）“天道之本然”与“在人之天道”之分。（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6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32页。）另台湾学者曾昭旭对此提法曾有详细论述，并将其改之为“在天之天道”与“在人之天道”对举。（曾昭旭：《王船山哲学》，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354-361页）台湾另一学者林安梧十分赞同，并继承发挥了曾氏之说法。
［34］王夫之：《尚书引义》，《船山全书》第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00页。
［41］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6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41页。
［47］王夫之：《四书训义》，《船山全书》第8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87页。
(编校：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