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为编年体史书，其记事总体上是以时间为顺序的，似乎不存在主观意义上的布局谋篇问题，但另一方面从《左传》叙事完整性的角度看，打破纪年的禁锢后作者稍加整理,《左传》又确实记录了许多很完整的事件，也即是说，《左传》在保证记事真实性的同时，也尽量保证了记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对此，后世众多文选中的《左传》故事是最好的佐证，这也体现了《左传》高度的艺术性及对后代文学所提供的宝贵借鉴。
我们认为，《左传》的布局谋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生动丰满的反面人物形象增强了《左传》叙事的趣味性和完整性；第二是作者运用插叙、补叙等写作方式,并充分利用其中所包含的预言的承接作用,从而保证了其叙事的连续性；第三是记述历史事件的原因时,其选材以及切入角度上所表现出的同一性。上述三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作者整体布局谋篇的意图。
一《左传》形象生动的反面人物形象
《左传》所涉及的真实历史人物成千上万，着墨较多的重点人物如子产等也不少，但毕竟受到体例的限制，其所反映的人物总体上典型性要多于复杂性，客观反映多于主观塑造。我们可以通过《左传》的“只言片语”所反映出的生动传神的个性人物，体会其对叙事的趣味性和完整性的追求。
先看言行不一的小白脸公孙黑。公孙黑在《左传》中两次出现，这里我们只谈第一次即昭公元年的记载。公孙黑一出场所扮演的就是一个不很光彩的形象，与人争妻。《左传》所反映出的春秋时期的婚姻观及贞洁观等是比较复杂的，即有关于婚姻程序及类似“男挨女皮，女嫁不疑”（定公五年之楚嫁季芊）的介绍，更有许多关于通奸、离婚、改嫁、休妻甚至是换妻乱伦等的记录。所以公孙黑在别人已经聘为妻的前提下与人争妻，似乎倒也并非是什么涉及绝对原则的大事，我们谈他的言行不一小白脸形象，关键是基于在争妻这一过程中公孙黑的无良表现。
首先是当选择权在女方，公孙黑与公孙楚（争妻另一方）在对女方展示自己时的表现：“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公孙黑将自己打扮得非常华丽后进来，放下财礼后出去。在崇尚武功的春秋时代，一个男人在重要的时刻只注重外表，基本就可以定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白脸的形象。而更重要的是在争妻失败后公孙黑的表现与言行，当公孙楚成功“抱得美人归”之后，公孙黑很愤怒并要杀死公孙楚，结果反被公孙楚得知信息而“击之以戈”。最精彩的则是公孙黑受伤后所说的话：“我好见之，不知其有异志也，故伤。”意思是我很友好的去见他（公孙楚），不知道他有别的想法（指攻击之事），所以受了伤。几句话将公孙黑的虚荣、虚伪及灵魂的苍白表现的淋漓尽致！
再看睚眦必报的小人羊斟。《左传》中战争的胜败原因多种多样，但宣公二年所记的郑国同宋国的战争，宋国失败的原因则显得很可笑，失败的原因是后补入的，其关键人物是此战中宋国主帅的御者羊斟。
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
仅仅因为一顿羊肉没吃上，便在战争这样一件涉及到国之生死、民之存亡的大事上喊着号子发泄个人私愤，无怪乎其后《左传》动用君子之口说其“不像个人”并引《诗》评价其为“人中间的坏人”，这实在是个胸无大志、睚眦必报的典型小人形象。
最后简要说说玩物丧命者子臧。《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还记载了一个因衣着不合适而被杀的奇特人物子臧。从其被杀之事记录的精短及后面长长的“君子曰”并引《诗》引《夏书》对其进行评价来看，《左传》记述这一人物主要目的当是以其事来说明“想称”之礼的，但我们这里想强调的是他的死因，“好聚鹬冠”而为郑伯所恶并诱而杀之。这个子臧逃亡以后不是如重耳等人企图东山再起，而是沉迷于收集鹬毛冠，似乎是有些淡泊名利的雅趣的，却没想到招来了杀身之祸。我们说，这段文字也当是比较早的关于收藏的记录。
二补叙、插叙及预言与《左传》的“布局谋篇”
《左传》中补叙和插叙的内容很多，我们不排除其中部分补叙和插叙是作者随时有更新更好的材料而随机插入、补入的，但从《左传》文本看，更多的补叙插叙在文中所起的作用，是使故事更加的完整，为了使读者更全面的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及来龙去脉。
如文公十四年记载的楚公子燮和子仪两个人发动叛乱及被杀的事。
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乱，城郢而使贼杀子孔，不克而还。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将如商密。庐戢梨及叔麋诱之，遂杀斗克及公子燮。
初，斗克囚于秦，秦有殽之败，而使归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乱。
这两段文字要记录的中心内容是公子燮和子仪两个人发动叛乱并被杀，但如果只记录子孔等将攻舒蓼而留二人守城他们就发动叛乱，这个叛乱似乎来的太突然也缺乏根据，于是作者在后面补入了子仪在被秦国囚禁（原事见僖公二十五年）时为秦楚媾和作出贡献但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公子燮要求做令尹也没有成功的事，使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了公子燮和子仪发动叛乱的原因。
襄公二十年在所记的“蔡陈之乱”后面的补叙则是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此时当是晋楚争霸之时，陈、蔡两国内部对于该倒向争霸的哪一方颇有不同意见，导致蔡国杀了亲近晋国的公子燮，陈国的公子黄也逃亡到楚国（去申辩自己的立场）。通过补叙，我们即从蔡文侯对此事所持立场明白了亲晋还是和楚之矛盾由来已久，又从《春秋》对上述两个事件态度和作者的叙述倾向上了解了事件的大致是非，这使我们对蔡公子燮之被杀与陈公子黄的逃亡两件事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在上述补叙的最后部分还记录了公子黄在出逃前的一段预言，在补叙、插叙之中带有预言的现象在《左传》中也较多出现，所以我们把补叙、插叙及预言对《左传》布局谋篇的功用合于一处论述。而关于补叙、插叙及其中的预言对布局谋篇的作用，在前文中曾做过较详细探讨和举例，这里仅简单补举一例，不做具体分析。
原文见于僖公五年：
初，晋侯使士蒍为二公子筑蒲与屈，不慎，置薪焉。夷吾诉之。公使让之。士蒍稽首而对曰：“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仇焉。无戎而城，仇必保焉。寇仇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忠与敬，何以事君？《诗》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退而赋曰：“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
这是在晋国已经发生内乱并杀死太子申生以后的一段插叙，以筑城之事为由引出动乱地点，并借士蒍之口及所赋之诗的预言将晋诸公子之乱的事串联起来。
三《左传》叙事切入点与女色之祸
补叙与插叙的恰当运用使《左传》所叙事件更加完整并显得离奇曲折、富有悬念，同时我们说，顺叙一个事件如果选择了一个好的切入点，同样可以使整个叙事显得新颖别致、引人入胜。《左传》在顺叙事件的时候，就非常注意切入点的选择问题，使得其叙事全无转述历史的简单乏味。在《左传》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仅列几个以女色之祸为切入点的事例加以简单说明。
我们所熟知的《左传》开篇的第一个故事“郑伯克段于鄢”的起因，《左传》是这样叙述的：“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我们看到，共叔段后来之所以会发动叛乱，与其母武姜先是“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并进而在郑庄公即位后“为之请制”、“请京”，还在其发动叛乱时“将启之”这一系列行为是密不可分的。而武姜所以这样纵容公叔段，只是因为其生郑庄公的时候难产而受到了惊吓。
如果只是由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一个女人身上，就说是女色之祸，似乎把女色之祸的范围定得太宽泛了，那就看下面的随手可掬的诸多事件：
隐公四年卫国的公子州吁弑卫桓公而自立为国君的原因是其母亲的得宠并子以母贵，记述在隐公三年：“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
桓公二年所记宋华父督弑其君宋殇公及杀大臣孔父的直接诱因是因为华父督对孔父妻子美色的垂涎，记录在桓公元年及二年：“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
桓公三年所记芮伯万被其母驱逐到魏城是因为其母嫌其宠姬太多，“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庄公十四年楚国灭亡息国是由于息妫的美好，“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
闵公二年鲁闵公被共仲所弑，同闵公母亲的姐姐哀姜同共仲私通并想立共仲为国君关系也极大，“闵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齐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
文公十八年齐懿公被弑与夺人妻子有关，“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蜀之父争田，弗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蜀仆。纳阎职之妻，而使职骖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蜀以扑抶职。职怒。曰：“人夺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伤！”职曰：“与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谋弑懿公，纳诸竹中”。
其后如成公十七年的“齐国之乱”、襄公二十一年的“乐氏及晋之乱“、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被弑”都与私通相关,因私通而起，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那么，这么多的“弑君”与“国乱”事件，《左传》都将原因归咎于女色之祸，使我们无法不怀疑其记述的真实程度，有这样巧合吗？对上述事件的过程细做考察，我们发现，实际上女色之祸很多都是《左传》主观上将其作为叙事的切入点的，而并非事件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或真实原因。
如前面所说的“宋华父督弑其君并杀大臣”之事，《左传》在顺叙记录了女色之祸之后，另有“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的文字说明。我们看到，宋殇公好战，百姓不能忍受才是这次弑君的真正原因，而且，我们发现，华父督还曾经为此事做过舆论铺垫，这基本上可以定性是一件有预谋的案件。
如上我们从三个方面简要论述了《左传》叙事的布局谋篇问题，从文学演进的角度，《左传》则是横亘于上古神话与戏剧、小说之间的史传文学的奠基之作，其在叙史方法、结构选材等方面都对史传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史学之外的文学解读，是我们进行《左传》研究时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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