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费者社会，劳动和劳动阶级得到了极大解放，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向非暴力方向的进步，因为劳动的解放使得生存必需品的满足变得比以前大为容易，没有必要通过暴力强迫奴隶劳动或掠夺别人的必需品。但是这个所谓“进步”却不见得是向自由的进步。依据阿伦特的一贯思想，受人类生命过程的自然需要制约的人，是不自由的，必然性对人的控制，即使不是表现为强迫劳动，而是表现为对人的生活理想、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控制，仍然还是一种暴力（暴力的实质就是强制，是对人的自主性和选择性的剥夺），即人的自然本性（动物本能）对人的控制。在消费者社会，劳动的解放、满足人类欲望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增加，使得人的自然需要反而被大大强化，人不是变得更加节制，而是变得更加贪婪。物质的极大丰富并没有使人获得自由，即对于自然需要的解脱，反而更深地陷入自然需要的控制之中（阿伦特所谓“纳入被强化的生命过程”）。
在消费社会，人们表面上好像蔑视劳动，希望不劳而获，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像阿伦特那样把“劳动”理解为满足生理需要而从事的活动，那么，表面上不劳动的人未必就摆脱了生理需要对他的控制，未必不是欲望的奴隶。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不劳动的劳动者”。古希腊时代的公民通过暴力驱使奴隶或者俘虏去劳动，但是他摆脱劳动为的是有时间从事公共领域的政治实践；而在消费者社会，不再劳动并不意味着劳动真正解放了人类，不意味着生命必然性的重要性被降低；相反，它意味着生物需要更深入、全面地统治了我们，以至于所有人都成为奴隶，都被必然性控制：“现代劳动解放的危险是，它不仅不能把所有人都带入一个自由的时代，而且相反，它第一次迫使全体人类都处于必然性之轭下。”（阿伦特）
这是一个与马克思不同的观点。因为马克思认为，劳动的解放可以使人从必然性的王国解放出来，而且这种解放就是马克思的乌托邦。但在阿伦特看来，劳动的解放的确能够使人不必辛苦地劳作，这一点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在很低程度上已经做到；但是即使如此，“它也不能改变生命过程本质上不能建立世界的无益性”。生产出来的东西再多，只要被当成消费品，那就依然还是速朽之物。消费永远是吞噬性的，不是建设性质的，巨大的消费是一个“彻底机动化的巨大的生命过程的无情运转”，对世界、对世界的物质性形成了无情腐蚀。这点并不因为由生产力和科技进步带来的劳动的机械化、自动化而得到改变，“未来自动化的危险与其说是自然生命令人哀叹的机械化和人工化，不如说是所有人类生产力都被吸收到一个被极大强化了的生命过程（尽管是以人工的方式），自动地、无痛苦地重复它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如此说来，现代化、机械化程度越高，就越是返回到自然原始状态。“机器的节律极大地扩张和强化了生命的自然节律，但是它不仅不会改变生命对世界而言的主要特征——对世界持存性的消耗，而且这种特征对世界的毁灭更是致命的”。这就是说，“现代时期的劳动的解放不但没有能够宣告自由时代的来临，而且相反地导致了迫使所有人都史无前例地处于必然性的束缚之下”。
可见，阿伦特对于所谓“劳动的解放”持深刻的悲观态度。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强化而不是改变了人类劳动的动物性，使人自动地、毫不辛劳地无限度追逐动物性的满足。马克思曾经认为劳动力的大大提高将使得奴隶成为多余，劳动力的大大提高将使得劳动力被用于“更加高级的活动”，因为劳动力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但是，阿伦特认为，今天看来这些机械论的推理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劳动动物的闲暇时间从来只是花费在消费方面，而且他的时间越多，就越是贪婪，胃口也越大。（现在）这些胃口变得更加精致了，以至于消费不再只是限于必需品，而是渗透到生活的奢侈品。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个社会的特点，而是窝藏着严重的危险，最终世界上的所有对象将都不可能免于消费以及经由消费导致的大灭绝。”积累财富、物质富裕等现代社会的目的的实现，并不意味着自由的实现或人会必然从事公共领域中更加有意义的活动，而是更加耽溺于物质消费，“这个现代社会的理想不过是穷人的古老梦想，作为梦想它始终有自身的魅力，但一旦实现的话就变成了傻瓜的天堂”。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对于“闲暇时间”与空洞时间的区分的分析。在《人的境况》第三章的一个注释中，阿伦特强调：现代人的这种闲暇时间不同于古代的“闲暇”时间（leisure time）。现代的所谓“闲暇”时间，实际上就是现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不需要劳动的时间，更准确说是“空余时间”（left-over time）或“空洞时间”（vacant time）。这和古代的“闲暇时间”是不同的。“古代的闲暇不是一种消费现象（无论炫耀与否），也不会随着劳动时间中节省下来的空余时间而出现，相反，只有从所有与纯粹生存有关的活动中‘摆脱出来’，无论是消费活动还是劳动，闲暇才会出现”。古代的“闲暇时间”是有政治含义的，摆脱了生存的必然性后用于公共领域政治实践的时间，才是闲暇时间，否则就是空余时间。
在《文化的危机》（The Crisis of Culture）一文中，阿伦特从大众社会的娱乐文化角度分析了闲暇时间和空洞时间的分别，可以参考。她说：“大众社会需要的不是文化，而是娱乐。娱乐工业提供的商品（wares）在真正的意义上被社会消费，就像任何其他消费品一样。娱乐需要的产品服务于社会的生命过程，虽然它们可能不是像面包和肉那样的必须品。它们被用来消磨时光，而被消磨的空洞时光（vacant time）不是闲暇时光（leisure time）——在严格意义上说，闲暇时光是摆脱了生命过程必然性的要求和活动的时光，空洞时光是余下的时光（left-over time），它本质上仍然是生物性的，是劳动和睡眠之后余下的时光。娱乐所要填补的空洞时光不过是受生物需要支配的劳动循环中的空隙而已。”
在现代状况下，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这个空隙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多余时光需要填补，但是这种数量的增加并没有改变空洞时间的生物性本质。娱乐与劳动、睡眠一样，是生物循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生物性的生命，不管是在劳动时还是休息时，不管是参与消费还是参与对娱乐的消极接收，总是一种新陈代谢——旋生旋灭。
这样，劳动的解放所导致的既是对必需品的征服，同时又是对它的更深的依赖。所谓“劳动的解放”实际上也就是“劳动被允许准进入公共领域”。这就不仅在技术的意义上界定和理解所谓“劳动的解放”，而且从政治意义上理解“劳动的解放”这个命题。但这个被劳动动物占据的公共领域，已经不是真正的公共领域，而是“公开展示私人活动”（private activities displayed in the open）的场所。“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征服必需品的胜利源自劳动解放，即动物化劳动者获准进入公共领域，但只要动物化劳动者占据公共领域，就无真正的公共领域可言，最多只是进行一些公开的私人活动而已”。结果就是产生所谓的“大众文化”：在公共领域展示的私人活动（比如我们今天见到的各种明星的趣闻轶事大约很典型地属于此例）。这是阿伦特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对我们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表达的是大众普遍的财富梦想和它的实际上不可实现的矛盾。
我们或许正在把“动物化劳动者”的梦想变成现实，但其危险是我们的经济成了挥霍经济（waste economy），“每一个东西一在世界上出现就被尽可能地吞噬和抛弃掉”，陷入周而复始的循环。这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在一个世界上生活了”。“在世界上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持久的世界，生活的态度是“爱这个世界”而不是消费这个世界。阿伦特充满深情地写道：“世界——耸立在地球上、用地球自然提供给人的物质资料建造的人造家园，不是由供消费的东西组成的，而是由供使用的东西组成的。如果自然和地球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一般境况（和动物一样，引者按），那么，世界和世界之物就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特有境况（人区别于动物，引按），由此，人类在地球上生活才有在家的感觉。”
世界是特别人性化的，人因为建筑了“世界”而与动物区别开来。如果没有从自然界手中获得物质并消费物质的过程，如果没有使自己幸免于自然生长与衰败过程的侵蚀的努力，即劳动，那么，劳动的动物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但是，只有耐用的物及其建立的持久的人工世界，才使得我们感到“如在家中”，否则，这样的生命就是永远不可能是人的生命。
消费社会的最可怕之处正在于它正在摧毁这个世界的持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