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来参加这个会议非常高兴，在座的有不少是搞自然科学的，和科学家一起谈科学精神，让我有诚惶诚恐的感觉。从大学开始，对理工科的学生，我们就自然高看一等的，因为文科要转理工科转不了，而理工科转文科是可以的，多修一些学分就可以了。1949年，我是清华大学外文学系二年级的学生，为了回避思想改造，就想转理科，因为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我就去找叶企孙先生，当时他是物理系主任和教务总长，他说这是不可以的，如果想学理科，要重新再考大学一年级。于是这个转系的想法就放弃了。
首先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天会议的主题“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我很同意冯培恩先生的意见，说把科学注入文化，就等于把科学和文化变成两种东西，而实际上文化本身应该包括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可以这么说，因为那是两种学科，但文化怎么能够没有科学呢？所以说“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就好像文化本身就不是科学一样，这个有点逻辑问题。
我们大家今天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为了献计献策，首先就是要自己搞清楚，交流交流，悟出一点道理，提高一下自己的智慧，然后想想怎么拓展一点空间，尽可能发出一点声音，做一点事情。
就我个人理解，科学是一种精神。我们现在常常把科技联系在一起，但科学不是技术，技术是另外一回事。多年来，科技总是放在一起的，但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自然科学并不是一天到晚都和技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们有的领导特别实用主义，什么有用就重视什么，没用的就撇在一边了，所以，某一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就得到特别高的待遇，其他搞纯理论研究的人员就不是这样了。
我在想，什么不是科学精神呢？什么阻碍科学精神呢？一是泛政治化，二是高度实用主义。科学就是追求真理，但真理不一定立刻有用，或者说不一定马上符合你的需要，也可能刚好和你的利益相反。为了政治需要就不讲科学，不讲真理，这就是泛政治化。这种东西我们深受其害，多少年来，我们都是科学服从政治的需要，政治高于一切，坚持科学精神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好一点，有些地方一加一等于二你总不能非得说是三，所以总有一些被承认的东西。但是在特定的年代，为了特殊政治需要，反科学的说法、做法比比皆是，这个大家都有切身体会，不必多说。总的来说，泛政治化是科学精神的一大障碍。
再一点，是对生命的尊重，要把人的生命放在一切政治考虑之上。当然我们现在好多了，这与开放、和国际接轨有很大关系。我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前的70年代，凡是发生空难，假如没有外国人，是不公布的，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飞机好像从来没有失事过，后来才知道发生过多起空难。有一次失事飞机上有个外国人，就不得不公布了。所以，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人的生命并不是最宝贵的，而政治影响是天下第一的事情。2003年“非典”发生的初期，就是把政治考虑放在科学和生命之上，好在后来纠正了，采取了科学的态度。现在仍然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一起灾难，首先考虑的不是调查原因、追究责任，怎么样亡羊补牢，救助受害者，而是统一宣传口径。这是不少官员的做法，而且越到基层越强烈。
我认为在中国文化里面确实缺乏追求客观真理的传统。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布鲁诺与方孝孺之死》，比较他们为什么死。两人都死得很壮烈，很有骨气，为他们所坚持的原则而死，但布鲁诺坚持的是日心说，是与现实利害无关的真理，方孝孺坚持的是朱家朝廷谁当皇帝的问题。这就很说明问题。中国文化对人际关系很重视，发展出一套成熟的伦理关系，但是缺乏一种对跟当前现实没有关系的抽象真理的追求。我虽然对国学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但从小念了那么多中国的书，我看来看去，看不出一种这样的求真，跟现实生活、人际关系以及朝廷兴亡没有关系的一种真理的追求。所以我觉得李约瑟先生也许对中国太友好了，他写中国的科学和文明史，就是不敢承认中国传统中缺乏科学精神。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古代的确有很多辉煌的发明，比如我去四川看都江堰，我觉得伟大极了，但为什么我们的发明都是点点散落在那里，就不能总结出来一套理论体系，从此再上一个台阶呢？这和欧洲科学发展史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除了其他因素（例如社会制度）外，就缺乏一种追求抽象真理的精神。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科学精神也开始进入中国。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五四”有很多缺点，这是肯定的，也不能够求全，但是纵有千般不是，“五四”至少看到了两个精髓——民主与科学，这是从传统里面挖掘不出来的，一些人到现在还不肯承认这点，这也是不讲科学。有人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但是有科学，但是我们重视的还是科技而不是科学精神。
所以，你们杂志叫《民主与科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讲科学精神就要讲逻辑。现在理论界的很多说法，就不太合乎逻辑，经不起仔细推敲。比如，我们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本来社会主义思潮之兴起就是为了平衡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两极分化问题。但是，当有人指出我们现在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问题严重的时候，另外一种说法就出来了，说因为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原始积累”的过程，200年前的英国，狄更斯小说中描写的社会不是贫富悬殊么？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把大前提偷换了概念，你到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啊？社会主义本应该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高级阶段，怎么还“原始积累”呢？这个完全不合逻辑嘛，但是现在不少人都在说，包括一些很有学问的学者，都在这么说，一说优越，就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一说弊端就与200年前的英国比。我想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首先要把这些逻辑搞清楚，这就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关于科学和人文的关系，刚才说，整个文化里应该包括科学精神，另一方面，科学行为里还应该贯穿人文精神，因为科学发明不一定造福人类，而常常会祸害人类，且不说武器的日新月异，比如说把环境破坏得一塌糊涂；如果化学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有三聚氰胺掺进牛奶里。所以，大概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就有人大声疾呼，人类掌握自然的能力已经超过自律的能力，科学就会变成放出去的野马。让科学怎么造福人类而不是造祸人类，这就需要与人文精神结合在一起。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美国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