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田桓主编的《战后中日关系史》一书将1945至1995年中日关系50年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七个时期，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分析了中日交流的艰难历程，总结了中日关系由不正常走向正常的经验和教训，具体分析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
关键词：《战后中日关系史》 田桓 中日民间交往
田桓先生主编的《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是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该课题系列丛书的第四部。其他三部分别为：《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这三部工具书是迄今为止中国这一研究领域较系统、较完整的资料丛书。《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一书将1945至1995年中日关系50年的发展历程分为战后初期、复交前和复交后三个阶段，二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时期、无交往时期、民间经济及各方往来时期、半官半民经济与各种往来的半建交状态、缔约谈判时期、缔约后积极交流时期、稳定平衡交流时期等七个时期。每个时期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以时空并重、纵横结合的方法，对半个世纪的中日关系给予了全面系统的综合论述。该书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力求史论结合，采取重点突出历史事件、略述一般历史史实的方法，对每个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分析，总结了战后50年，中日关系由不正常走向正常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具体分析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在中日关系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战后50年充满辛酸和欢乐的中日关系史是既短暂又关键的一段，是里程碑又是分水岭，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中日两国邦交正常与否直接关系到两国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关系到两国的命运和前途，总结两国关系由不正常走向正常化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战后中日关系是亚太地区多边关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双边关系，影响中日关系的不仅有美国，还有其他国家，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中日关系的亲近远疏也必然会对其他国家及世界产生影响，也会受到国际形势的制约，因此，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具有突出的国际意义。
田桓先生主编的《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一书，不仅是对战后50年中日关系一段不平凡历史的叙述，让人了解史实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融入了一种灵魂，使人终身受用，那就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它反映的是明知前路艰险、障碍重重，却依然冲破艰难险阻、坚持理想信念，积极乐观追求理想的高尚情操。该书从课题立项、小组筹备、文章撰写、审查修改都融入了孙平化、肖向前、王效贤、田桓等专家学者严谨治学、执著为学的精神；中日关系从不正常到正常，从无到有，从民间到官方，此起彼伏，悲喜交加，都渗透着周恩来、李德全、廖承志、郭沫若、高�达之助、冈崎嘉平太、松村谦三等中日友好交流先驱们高瞻远瞩、宽容乃大的高风亮节；钓鱼岛撞船事件以来，中日关系陷入低迷，尤其是近日日本《防卫白皮书》发表指责中国“高压姿态”，更是将中日关系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如何增信释疑，建立互信，加强民间交流，重建中日关系，也应该坚持这种“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精神，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一、严谨负责，坚韧执着，成就成果权威性和可靠性
《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一书以及上文提到三本文献集的相继出版，不仅仅是几部史学著作的问世，更是数名中日关系史学专家及相关学者对信念的坚持，对理想的追求。该课题立项、小组筹备、学习考察、搜集资料、撰写出版的各个过程中，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困难和障碍，正是孙华平、肖向前等老前辈的鼎力支持，田桓、纪朝钦等诸位学者的坚持才成就了这部著作，他们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对历史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更增加了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田桓，1936年9月生，辽宁鞍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日本学、中日关系，现从事国际关系研究。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史学系，1979-1990年在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1990年至今在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工作，1981年-1983年在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研究科留学，1988年与1992年曾在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成蹊大学法学部作客座研究，现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暨对外交流委员会会长，北京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主要代表作有：《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专著）、《文明的运势――中日比较》（专著），论文《向困难挑战的政治经济改革》（日文）、《战后改革与日本经济的活力》（日文）、《日本政治舞台内幕》（译著）等。在前言中，田桓曾描述，他留学回国后，拜访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先生，请求他支持中日关系研究立项。孙平化先生说：“我久有此念，只是力不从心。”、“此事必须请老肖参加，他现在比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文中提到的老肖即肖向前先生，经过孙、肖二人商量研究，酝酿一年多以后，由田桓倡议，集中了几位优秀学者的研究课题才确定下来。田桓先生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曾赴日本学习的经历也开拓了中日关系研究领域广阔的联络和交流渠道，他广泛团结学术同行，组织课题组学术活动游刃有余，为保质保量完成课题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课题组其他成员纪朝钦、蒋立峰、陈晖、周纬宏等几位学者，不仅学术功底扎实，而且通晓日语，纪朝钦先生是一位资深外交家，有着丰富的对日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经验，他们的加入为课题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孙平化、肖向前、王效贤三位先生是我国长期从事对日工作的外交家，都曾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担任着中日友好协会的会长和副会长。作为该书的监修人，他们呕心沥血，费尽心思，为课题研究保驾护航，这样的阵容也是十分罕见的。课题成立之初，肖向前先生首先审查了田桓的研究经历和研究成果，了解了田桓的研究能力，几经酝酿才确定了研究项目，从中可见肖老对中日关系研究严谨负责的态度。为了课题能够顺利进行、便于开展，孙、肖二人均提供给课题组一本自己多年对日工作的《回忆录》，以使课题组成员的研究能抓住要领和基本线索。肖向前先生不仅集中时间和精力为课题组提供核心线索和当时领导人的意图及典型事例，而且将自己多年对日工作结识的朋友介绍给课题组，以便于在调查研究中获得丰富的资料。1999年初稿出来之后，肖老仍不满意并亲自修改，直至2002年出版。
从1983年课题筹备立项到2002年该书出版，中日高层互访不断，出现高潮，但也发生了光华寮事件、教科书等问题影响着中日两国人民的情感。在这种背景之下，课题组顶住重重压力和困难，开展这一敏感的课题研究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对学术严谨负责的态度使这些志同道合的学者走到了一起，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使这些素未谋面的学者成为亲密的战友，他们鼎力合作，联袂打造的这一力作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二、有容乃大，高风亮节，促进民间交流纵深发展
中日民间外交是世界外交史上的重大创举，中日民间交流从无到有，逐渐扩大，对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促进了中日关系从不正常向正常化转轨。中日友好交流先驱周恩来、李德全、廖承志，高�达之助、松村谦三、浅沼稻次郎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冲破艰难险阻，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极力促成中日民间交流不断发展，体现了有容乃大的高风亮节，造福中日两国人民，为中日民间交流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中国政府协助自愿回国的日本侨民返回日本，受到日本人民的高度评价，为表示感谢，1953年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并向吉田内阁提出申请。但吉田内阁担心“中国代表团来访，可能被中共的对日工作和日本的左翼运动所利用，同时担心会被美国和台湾当局视为‘亲中共’而不利于日美关系”，因而拒绝了这一申请。日本当局这一态度激起日本社会舆论的不满，在日本红十字会、各地方议会及工会组织等社会阶层的强烈要求下，吉田内阁被迫同意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入境。1954年10月李德全、廖承志率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为期14天的访问，参加各界、各团体的欢迎会和座谈会19次，举行记者招待会或电视广播13次，引起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并迎来了中日民间交往的小高潮。1955年7月，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应郭沫若邀请访华，10月以市川猿之助为团长的歌舞伎代表团访问中国，12月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日本。两国民众在热络的民间交流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增进了情感。
上世纪50年代末，国际形势突变，美苏相继反华，日本岸信介内阁敌视中国，坚持不切实际的“政经分离”政策，推行险恶的“两个中国”政策，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来之不易的中日民间交往也被迫停顿。中国政府不断揭露岸信介内阁的阴谋，强调中日两国人民要求恢复邦交的强烈愿望不容忽视。日本社会党及共产党也积极地进行反美斗争，推动恢复中日邦交。1959年以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社会党第二次访华，并在演讲中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冲绳岛也是日本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它们和本土分离了。这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的缘故。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1960年，浅沼稻次郎先生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发表竞选演说：“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必须尽快使日中邦交正常化……”突然一名法西斯暴徒跳上讲坛，用利刃刺进了他的心脏，浅沼先生倒下了。他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流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周总理在唁电中说：“浅沼先生是日本卓越的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浅沼先生的未竟事业，一定能够随着日本人民斗争的胜利而得到实现。”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牺牲的浅沼精神，永远留在两国人民的心中，并将成为中日两国子孙万代友好交流的象征。
三、增信释疑，加强交流，重建中日友好关系
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以来，中日关系急转直下，陷入低谷。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中国政府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某种意义上缓和了两国的紧张关系。5月，温家宝总理赴日本地震灾区慰问灾民，中日关系得到了深化。但近日来，中日海上对峙局面时有发生，日本方面发表《防卫白皮书》指责中国在区域中搞“高压姿态”，中日关系再度消极紧张。
近日发布的一项中日联合调查结果显示，因钓鱼岛撞船事件和今年福岛核危机的影响，中日双方受访公众对于对方国家的好感度今年出现下降，对中日关系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的中国民众不到一半。调查发现，中国一般民众自2005年起对日好感度一直呈上升趋势，但因受去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和今年福岛核危机的影响，对日好感度仅28.6%，同比下降了近10%。中国师生对日本好感度为43.1%，也较去年的45.2%有所下降。日本方面，有20.8%的公众和40.6%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印象较好，但分别较去年下降了6.5%和10.8%。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中国仅有41.2%的一般民众和30.4%的学生教师持乐观态度。中国有58.4%的一般民众和42.8%的师生，以及日本63.2%的公众和51.2%的知识分子把中日关系紧张归咎于“领土问题”。双方受访民众也认为，两国民众缺乏互信，以及海洋资源纷争都是中日关系良好发展的绊脚石。
由上述调查联想到近日，黑龙江省方正县拆除“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墙”事件，尽管名录墙已经拆除，但仍有舆论媒体穷追猛打，要求方正县公开道歉。文明宽容、人道主义精神展现也罢，民族主义情绪也罢，这个事件应该使人们认识到舆论媒体在沟通中日两国人民情感，增进互信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
从上述调查结果中不难分析，在种种突发事件影响下，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两国人民缺乏沟通和互信，其中双方舆论导向和媒体宣传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8年汶川地震，日本派遣救援队予以支持，两国民众情感立即升温，2011年初日本地震，中国政府给予支持，两国关系得到缓和，可见沟通是增进两国人民情感的强针剂。尽管领土问题难以解决，资源争端一触即发，贸易纠纷难以避免，但双方应以史为鉴，搁置争端，珍爱和平，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精神，坚定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信念，继续加强多层次、多领域的沟通交流，增进互信，努力重建中日友好关系。■
参考文献：
1.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部分.
2.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3.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4.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