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纷繁富饶的中国历史，为中国现当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其中也诞生了众多经典。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曾以此为背景创作出了不少经典之作，如《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2011年10月，严歌苓又推出了其将近40万字的《陆犯焉识》，这是她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创作史上具有颠覆性意义的转型之作。
写作缘起：对家族史和自我的探寻和剖析
《陆犯焉识》的创作来源于作者祖父严恩春和另外一位劳改过的老者两个人的故事。根据严歌苓的自述，我们得知她的祖父严恩春16岁大学毕业，20岁出国留学，25岁获得博士学位，40岁因对现实失望而自杀。严歌苓未曾与祖父谋面，却又因亲戚言谈的描述，和他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严歌苓的姑姑说她的悟性高，读书用功，敏感、孤高，这些都像极了祖父。祖父英俊的老照片，留下的书、瓷器、玉器等物件，让他在歌苓心中变成了一个神秘的符号。后来，她又结识了一个在青海劳改了几十年的长辈，也是知识分子，解放前曾任一所著名中学的校长，他请她读他写了多年的笔记，这里记录了他几十年的人生遭际和精神追求。严歌苓发现这位长辈与自己的祖父在很多方面是很相似的，如果祖父活着，后来可能就会成为这位长辈的样子。对家族史的探寻和剖析，也是对自我的探寻和剖析，严歌苓逐渐有了想以祖父为原型，书写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念头。
严歌苓为此书的写作进行了10多年的准备，多次往返美国、上海、青海。严歌苓在美国寻访了祖父曾经就读的学校，她认认真真地拜读了祖父的博士、硕士论文，知道他当时是那样忧国忧民，那样认真地在为国家画一幅蓝图。她去青海看那里的植物和动物如何在大荒草漠上繁衍生息，看它们在那种没有伪装的大自然下的优胜劣汰等等。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后，她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部作品。
关于本书书名的确定，曾根据主人公的特性叫“浪子”，后又改叫“无期”等等，最后决定在主人公的名字“陆焉识”下功夫，“陆焉识”这三个字可以使读者感觉出主人公的身份，可以引起对其性格和家族背景的想象，最后定为《陆犯焉识》是因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在称呼犯人时常在他的姓和名字之间加一个“犯”字，叫做“×犯××”，这种特殊用法，带上了那个特殊历史语境的烙印，为小说平添了几分历史的沧桑感和神秘感。
求索自由：爱与恨在历史长流中辗转反侧
此书的主人公陆焉识本是上海大户人家才子加公子型的少爷，聪慧而倜傥，会多国语言，也会讨女人喜欢。父亲去世后，年轻无嗣的继母冯仪芳为了巩固其在家族中的地位，软硬兼施地使他娶了自己的娘家侄女冯婉喻。没有爱情的陆焉识很快出国留学，在美国华盛顿毫无愧意地过了几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毕业回国后的陆焉识博士开始了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也开始了在风情而精明的继母和温婉而坚韧的妻子夹缝间尴尬的家庭生活。
五十年代，陆焉识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反革命”，在历次运动中，其迂腐可笑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极高的学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了二十年。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犯人间的相互围猎与倾轧，终使他身上满布的旧时代文人华贵的自尊凋谢成一地碎片。枯寂中对繁华半生的反刍，使他确认了内心对婉喻的深爱。婉喻曾是他寡味的开端，却在回忆里成为他完美的归宿。
“文革”“结束后，饱经思念的陆焉识和冯婉喻终于可以团聚，然而回到上海家中的陆焉识却发现岁月和政治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一生沉沦、终成俗庸小市民的儿子一直排斥和利用他，才貌俱佳、终成大龄剩女的小女儿对他爱怨纠结，态度几经转变，唯一苦苦等待他归来的婉喻却在他到家前突然失忆。于是陆焉识就这么陪着她，像个亲切的老朋友那样，把前半辈子从来没给过她的耐心和等待攒够了一样都给了她。即使她看上去再也记不起他是谁，他也没有显出半点急躁来。
然而，很意外的，这个一直让人觉得苦涩心酸唏嘘感慨的爱情进行到这一步，竟因为婉喻的失忆，陆焉识对失忆的婉喻的重新追求和陪伴，带来了一丝丝的甜蜜，美好的一如初见，淡淡的，带着最初的爱慕和温馨。“他一步步颠覆自己对自由概念的诠释，但是一辈子他在渴望自由。所以这个作品可以诠释为主人公对自由意义的领悟，用一生领会自由的意义。”（严歌苓）在严歌苓看来，“自由”是陆焉识那一辈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关于爱情、关于婚姻、关于人生，都最终指向“自由”这一终极意义。在主人公经历了所有他认为的不自由之后，他才意识到，自由和不自由是相对的、辩证的。因为心灵的自由没有人可以夺走，也没有人可以给予。在陆焉识身上，严歌苓巧妙地寄寓了对从未谋面的祖父兼翻译家严恩春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探寻与怀旧，也间接表达了对知识分子身上的坚韧与理想的仰望。
传奇性：严歌苓的看家本领
严歌苓喜欢用一种传奇的写法，整个小说人与历史相互纠缠，爱与恨在历史长流中辗转反侧，在她很多小说的创作一直有“千帆过境，原来你就在这儿”的桥段。比如《一个女人的史诗》，又比如这本《陆犯焉识》。都是两个人被迫捆绑在一起，先是男人怎么都不爱自己的妻子，而妻子又是把自己的丈夫当偶像一样崇拜着高不可攀地爱着。两个人都经历了那种丈夫被时局扔至命运最低点，而妻子则一下变身生活的顶梁柱支撑起了这个家。于是在男人经历了命运的煎熬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最不可分离的便是那个自己嫌弃过的妻子。
而严歌苓最喜欢写的女性角色是那些天性中有一种“大地之母”的元气、爱得不得要领、活得泼辣伶俐的人物。冯婉喻是，恩娘是，念痕是，田苏菲是，朱小环是，她书里边边角角的女人都是这样，在女人的多面性上，严歌苓写得非常透彻。女人的愚蠢与聪慧，狡黠与天真，世故与幼稚，在她的笔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她的视角是力图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上，以一种公平不加以评判的角度上来刻画人物，展开故事。而眼睛的高度就决定了这本书的高度，如果作者高度不够，就局限了这本书。好的讲故事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原原本本清清楚楚不加自身感情地告诉你一个好故事；另一种则是舌灿莲花把一个不太好玩的故事用自己的添油加醋把它讲得很好听。严歌苓的视角其实并非那样不掺杂感情，她自己已经把她书里的人物盖棺定论了。谁是浪子，谁是痴情。因为她已经想好了，所以她写得更好，更细致，更精彩。但同时因为人物是定型化的，缺乏一种往前发展的动力，阅读的快感虽然有了，但是乐趣不再。
可以说严歌苓的小说或她在小说中的思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性格决定论”或“个性决定论”。王安忆乍看起来也是这样，但其实她的人物性格背后有着针法绵密甚至到烦琐了的心理描写。这便使得她的人物不单单被一个“个性”、“性格”所决定、所推动、所解释。严在这方面更象是个匠人，故事千变万化，但是性格是决定的发展主线。
严歌苓笔下的人物，白蛇、王葡萄，再如此篇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从一开始读我们便觉得似曾相识，她们都很有传奇性，不管是成是败，都是“话本”中的人物，是女人里的“尤物”，是仿佛本来就存在于我们脑中某个地方的人物——当她们刚刚被叙述出一个棱角来的时候，我们便能顺藤摸瓜地，在我们脑中拎出来那个活脱脱的身段，而且，这身段几乎就与严接下来的描写不差一厘。从这一点上说，严是很会“借力”的：这样的人物，原本就存在于我们思维的资料库中，尽管她们都富有个性、与众不同，但实际上她们又都是被定型的。严文字上轻松、风流的风格也使得她与这样的人物相得益彰。
不可否认，严歌苓具有非常成熟的叙述技艺，能够不动声色地讲夹杂着苦难和压抑的人生故事。欧米茄表之类的道具，妥帖地埋伏在悠悠岁月当中，合理地充当了无言的见证。技术上成熟的另一个方面体现为叙述者的身份设置。陆焉识是“她”的祖父，冯婉喻是“她”的祖母，“她”则是帮助祖父找回记忆的涉世未深的小姑娘。有了这些前提，第一人称的“我”才可能无偏见却有感情把所有的故事娓娓道来。从铺陈，到形容，再到隐喻，四平八稳，这部小说符合严歌苓的一贯水准，未必成为传世经典，也没什么致命弱点，而优点则是鲜活和令人感动。
王海燕，文学评论家，襄樊学院副教授。邓安庆，编辑，作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