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书法史，魏晋时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多重转折点。魏晋之前，中国书法的特点是不断发展、完善，在历史递进中创造出新的书体。当时的书法大家都是与其创造出某一新书体相直接联系的。一种新书体出现，就相应地出现一批杰出的、擅长此体的书家。但在魏晋之后这种现象就没有了。书法发展到了魏晋真、草、篆、隶各体具备，其后一千多年间基本保持稳定。因此，隋唐以后书家主要功夫下在创立个人艺术风格上，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地产生另辟蹊径以求出新想法，到了晚清，清帝国虽然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然而在书法艺术上如回光返照的出现一个绮丽多姿的中兴，书法艺术风格众多，书法理论也是繁荣景象。帖学的渐衰，书界极力倡导碑学，继而碑学与南帖互为交融，形成了一股新的书风潮流，为书法的表现形式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嘉庆、道光时期的阮元提出的《南北书派论》及《北碑南帖论》不仅对书坛影响巨大，而且这种顺势应势的新观念、新理论，使中国书法艺术在传统帖学由盛而衰的历史条件下另辟蹊径，使时人的目光转向北碑。为清代碑学大兴，变革书法，开创了先风。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楫》理论中，论述了汉至隋的碑学书法，其理论明显倾向于碑学书法中雄恣朴厚形态，属于书法艺术阳刚雄强壮美的艺术范畴，其宏大气象极受康有为推崇。他在《学叙》说：“虽然犹未也，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道隶意以厚其意，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溶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能如十年，则可使欧、虞抗行褚、薛扶毂，鞭笞颜、柳，而狎畜苏、黄矣……。”这在刘熙载《书概》中提出的“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文天定人，而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的观点被康有为发挥出来了。那么清末在书法创作上付诸实践、大胆创新，又有卓越艺术成就的，当推学识渊博且擅长历史、地理之述，被推为光绪年间“硕学大儒”近代著名学者沈曾植，但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书法，被后人誉为“奇峭博丽”的书风而极负盛名。品赏沈曾植所创作的非传统风格的章草和碑意书体，并由此构成他书法的显著特征，而沈曾植对清代书法的最大贡献是将碑体书法的行草化，也开创了行草笔法写碑之先河。
沈曾植选择章草为主要的创作书体，顺应了历史流变，书法到了清代已汇成大潮，不再局限于某一种书体特征，文字也不再局限于实用为目的，艺术第一需要成为自觉选择，人们将审美定位在高古朴拙一路。以汉隶和魏碑的用笔来书写章草，避免了帖学的单调。他的碑体瑰丽雄强，通过笔墨反映出凝重粗犷、雄奇厚拙的碑学精神。他是碑学领域内的实践者，也是章草书体极具开拓精神的先行者。同时代的大学者王国维曾评其“书古意备张、索近势杂倪黄，其师法有别于二王之外取新异为字”。 他不单一以碑法入行草，同时掺入简牍和唐人写经体风格，捺笔丰满、力可破石。沈氏用笔多取侧锋之势，却不见偏平、虚浮之迹、线条沉郁、凝练，这些得易于临摹碑版，大量的临习北碑篆隶，使其点画凝重沉厚、高古奇崛。《爨宝子碑》对沈曾植影响巨大，郑逸梅先生说：“寐叟的书法，中年法包慎伯，形神俱到，既而晚轶而出，纯用方笔，取经黄道周，上溯钟繇索靖，旁参章草及齐魏，碑版造像冶为一炉。”和康有为提出的圆笔相反，沈曾植力主方笔，但在点画的使转上，则多圆转之意，撇捺之间多出于“小爨”意趣。王遽常说“寐叟实出二爨”。沈曾植所临《张迁碑》用笔生涩老辣、稚拙浑朴、遗貌取神、方圆之意溢于毫端，其不遵照原碑一点一画，却在纵横挥洒间写出了汉碑之精神气象。他的碑体书法笔法的丰富性，使其韵味深长、妙趣横生，行笔实而偶有颤动。乍一看粗服乱头，荒率稚奇，细细品味，与一般写碑者重风骨而不精点画，精点画又因“太熟”而落为体势气衰、霸气野悍一路成鲜明对比，这也是他高人一筹之处。
沈曾植的碑帖融合，使其能在书法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除了学识修养之外，其核心在于他的书学思想。他不鄙南帖，不轻北碑，采取整合之势，对《张迁碑》、《嵩高灵庙》、二爨、简牍等都下过极深的功夫，之后他又上溯两周金文，晚年转攻黄石斋和倪元璐，进而索靖、钟繇。王遽常评其书云：“参分隶而加以变化，于是益见古健奇崛”。其早年上博取，中年后刻意经营，晚年专心求变，水到渠成，形成了以碑与章草兼融的书体。可以说沈曾植的成功来自于他积学有年，功夫大成之后的顿悟。沙孟海先生精准介绍了沈寐叟成功之关键“他是个文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象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他晚年所取法的黄道周、倪元璐，他不像别人家的死学，方法是用这两家的，功夫依旧用到钟繇、索靖一辈子的身上去，所以变态更多。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沈氏书法是“贯众法为我法”或以“无法”为“有法”，不以书法的单一技法传承模式来进行创作，而以拙涩、造险、生辣别开一生面。融碑、隶、章草、简书于一炉，重视书写过程中的内在关系，因而使其书，形散神聚气韵贯通。沈寐叟在其《海日楼札记》卷八《论行楷隶通变》中说“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其在结字上，多以夸张与设险，使得字势不稳而生动有趣。故曾熙认为“工处在拙、趣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叟读碑多、写字少。读碑多，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沈氏在《茵阁琐谈》中说：“篆画中实，分画中虚”。他的奇重笔力源于篆书，方笔点画形态变化得于隶书、章草、北魏取法，合而成之。点画气、形、势、态、质汇于毫端，一任挥洒皆入玄而又玄之境。此皆寐叟过人之处，其一生追“不稳”能得“生”“拙”之趣。即“惟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所以不稳，字愈不稳则愈妙。”在其题跋中，米芾的影子俱多。王遽常说：“先生作书，速度极快，笔力奇重。”从这一点来说他对米芾“风樯阵马、沉着痛快”的领悟很透彻。他以米芾“刷字”为基。实现了意态纵横的书学理想。深厚功力和本身天赋与修养的完美结合，使其书作结字错落有致、敧正相生，章法奇肆跌宕、不拘成法、奇险散漫、稚拙古雅的风格。
沈曾植出身于书香门第，富于收藏，宏见博闻，耳濡目染，自非一般人可比，原因还在于过人的天资、学识。近人马宗霍评其书如“和风吹木，偃草扇树，极缤纷离披之美。”其著有《汉律辑补》、《海日楼文诗集》、《蒙古源流笺注》等，书艺论著《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等。前人评明清两代书法是“明代无篆书，清代无草书”，清代“碑学大兴”之后，出类拔萃之草书大家实在寥若晨星。何燊说：“沈寐叟书学包慎伯，草书尤工，纵横驰骤，有物少师之妙。自碑学盛行，书家皆究心篆隶，草书鲜有名家者，自公出而草法复明， 殁后书名更盛，惜其草迹流传不多耳”。草书遗迹少，后世则认为其是一位专写方笔的书家，没有看到他为清代草书的振兴所做的贡献，他充分利用了隶书方笔的技巧，与圆劲连绵篆意线条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不同以往的草书风格，确如王遽常先生所说：“诸体之中，草书尤工”。为明清以来，又一位草书大家。品评清代书法的整个发展轨迹，沈曾植无疑是个性鲜明融碑帖为一家而无法绕开的一座书法艺术高峰，他以丰富的取法和自身的才情成为近代少有的当之无愧的草书大师。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