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作为“专政对象”被押到五七干校，边批斗边劳动。我虽然在机关工作，但经常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会了犁田耙地等农活。在五七干校，我算得上是犁田耙地、栽秧打谷的一把好手。因此，我被长时间安排在犁田班，专门犁田耙地、赶田、整理秧田。
到五七干校的第二年，学校田里的稻子长势非常好，市革委专门派宣传部门的摄影师们来采风拍照。校部通知各连、排、班作好准备——要衣冠整洁，扛上自己的劳动工具，到田头听候安排，方便摄影师拍照。我们犁田班专门铲田埂、挖田头的一位局长大人，一身呢子制服，脚蹬皮鞋，扛着锄头在门口等我们全班人一起去参加拍照。而我们几个犁田的老兄，还是穿着平时干活的、满身泥迹的劳动工作服，赤脚按时出工。局长大人问我们：“今天通知要去照相，你们为什么不换换衣服？”我说：“我们是去劳动不是去演戏，他们要拍就到我们劳动的地方来拍，不拍就算了。”结果我们犁田班的，就只有这位局长大人陪领导拍丰收景象去了。
当时五七干校有一句人人皆知的口号：“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我们也心知肚明，真正滚一身泥巴的，是我们这些天天犁田整田的“专政对象”，而练一颗红心的是来五七干校批斗我们一通，随便参加几天劳动就回机关掌权的造反派投机分子。我们在谈论此事时，农场工人朱传元在场，他非常同情我们，就主动对我们说：“我明天休息，我有相机，也喜欢拍照，明天我到田边来给你们拍几张作纪念。”我高兴地说：“好，一言为定。”第二天朱传元按时到田边来给我们大家拍照，有我骑着大水牛的情景，有我赶着大水牛犁田（见上图）的情景。他冲洗出来后把相片送给我，我十分感激，但给他钱他却一分也不要。他说：“你们也不容易，给你们留作个纪念吧！”朱传元同志从此成了我的好友。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回到机关工作，朱传元一直是工人，但我们一直往来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