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重器中，大盂鼎和大克鼎，是两件被称为“重器鸿宝”的西周铜鼎，与毛公鼎一道，并誉为“海內三宝”。如今，这三只宝鼎分别藏于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作为镇馆之宝，引人们驻足、流连、惊叹。尤其是大克鼎，曾经被郑重先生这样描述过：
“微敛的口部，方方的唇，宽宽的沿，鼓出的腹部，大立耳，兽蹄足，气魄真是够雄浑厚重的了。再看它周身的纹饰，也透露出一种朴厚的美，和它的造型浑为一体。从玉器纹饰演变过来的兽面纹，到这时已经完全变形，仅存双目和一些弯曲的条纹，装饰在颈部，那方方眼眶中的瞳仁，似乎在水灵灵地转动，这是不是异化了的生命？”
这段精美拟人化的文字写尽了大克鼎的外观之美，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大盂鼎和大克鼎在清晚期出土后几经流转，曾经归一人所有，聚首北京；出土自陕西的二鼎，又曾经被深深掩埋在苏州一条幽静小巷深处，躲过了侵华日军的劫掠。
潘祖荫和左宗棠
苏州自古就是人才辈出之地，而潘氏家族仍算得上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有所谓“苏州一座城，潘氏占一半”之说。潘氏有“富潘”和“贵潘”之分，富潘以经商致富，贵潘因科举及仕途显赫而闻名。在清代中晚期的百余年间，潘家共有35人金榜题名，其中有1名状元、2名探花，在官场中有4人是正从二品以上的显贵政客，各地的中下级官吏更是数不胜数。“贵潘”一脉的为官之人，做遍了清廷六部九卿百官(文官)。当时有“天下无第二家”之誉。李鸿章曾为潘家题匾：“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
清咸丰二年，潘家祖字辈中的潘祖荫，高中探花，后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不但在官场上位极人臣，同时又是当世著名的金石、书画、古籍版本收藏家，只要听说有善本图书、青铜文物，就“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恤”。潘祖荫在北京为官期间，居于米市胡同，府中有专藏珍本书籍的“滂喜斋”和专藏青铜器的“攀古楼”，所藏图书、金石之富冠绝于世。据说，因为对文物有着火眼金睛一般的鉴别力，他在收藏界还有个“潘神眼”的外号。
而潘祖荫的“神眼”不但能鉴文物，识人更是独具慧眼。“晚清三杰”中最放异彩的左宗棠，由一介书生而出将入相，彪炳史册，就与潘祖荫的鼎力举荐大有关系。潘祖荫也因对左宗棠的举荐，而得到了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藏品。话还要从左宗棠尚未发迹时遭遇的一次危难说起。清咸丰十年，在湖南巡抚幕僚府中襄理军务的左宗棠，因为恃才傲物，触犯官场众怒，遭人上奏诬告弹劾。咸丰皇帝命湖广总督密查左宗棠，如确有不法之事，可就地正法。就在此时，与左宗棠并没有直接交往、却深知左宗棠才能的潘祖荫站了出来，三次上疏保荐。后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对左宗棠的赞誉之词：“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即出自潘祖荫之笔。
后来，左宗棠平步青云，终成一代名臣。而对在关键时刻向自己伸出援手、仗义相救的潘祖荫，左宗棠自是感恩戴德。清同治年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在西安得到大盂鼎，将其赠给了潘祖荫。
双鼎归潘家
大盂鼎是西周周康王时期的重要青铜礼器，也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最大的一件铭文铜鼎。大盂鼎通高1米有余，口径近80厘米，重逾150公斤。鼎内壁有铭文19行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对大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整个大鼎工艺精湛，造型雄伟凝重，自成威仪之象。
大盂鼎于清朝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出土，在当地的士绅、官员手中几经流转，后被左宗棠幕僚以700两白银购得，并献给了左宗棠。左宗棠知道潘祖荫是当世收藏大家，爱青铜器如命，遂以大盂鼎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潘祖荫得到大盂鼎，自然喜不自胜。他请晚清金石大家王石经操刀，给大盂鼎专门篆刻了一颗“伯寅(潘祖荫字)宝藏第一”的巨印。
据后人考证，潘祖荫得到大盂鼎是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16年后，他又得到了另一件旷世奇宝大克鼎。大克鼎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径75.6厘米，是仅次于大盂鼎的西周第二大青铜器。它是周孝王时大贵族克为颂扬国君、祭祀祖父所铸，距今有2800多年。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字体工整，笔势圆润，是青铜器铭文典范之作。
大克鼎于1890年(一说1889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一同出土的是一个青铜器物群，据传总数超过千件，当日即被瓜分，四方流散。其中器型最大、最为华美的大克鼎流入天津，被金石收藏家柯劭购得。柯劭是潘祖荫故交。得知柯劭有大克鼎入藏，潘祖荫欣羡不已，几番登门拜求，终于重金购得。至此，大盂鼎、大克鼎两大青铜至尊礼器同归潘祖荫所有，“攀古楼”所藏当世无出其右者。潘氏一门，至潘祖荫一辈，官爵位极人臣，家藏富甲天下，可以说达到了家族荣耀的顶峰。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则衰”，潘氏家族的辉煌顶峰也是衰落的开始。在得到大克鼎的当年年底，潘祖荫撒手人寰。潘氏一族再无入朝为官之人，原本庞大的家族也变得人丁零落。藏于北京“攀古楼”中的大盂鼎、大克鼎，失去了权贵主人的庇护，在乱世之中，无异于被豺狼环伺的羔羊。
谨守护持斗端方
潘祖荫病逝于1890年年末，6年后，他的夫人也在北京去世，由于二人终生未育子嗣，潘祖荫所有的遗产就由比他小了整整40岁的弟弟潘祖年全权处理。当潘祖年得悉嫂子去世，从千里之外的苏州赶到北京奔丧，时间已经过了一月有余。就在这段时间，“滂喜斋”、“攀古楼”中已有大量藏品被盗。潘裕达说：“好婆曾听我的曾祖祖年公说起过，当时明确丢失的是几套完整宋版书的第一册。这应该是家贼所为，拿了那些书出去估价了。如果不是曾祖赶到，恐怕还要丢失更多。其余的零散藏品究竟丢了多少，更查不到了。”
潘祖年顾不上追查被窃的藏品，匆匆处理好善后，将潘祖荫的藏品和灵柩一同装船，顺着京杭大运河运回苏州。其中就有著名的国宝大克鼎和大盂鼎。另有铜钟和铜鼓两大件，因又大又重无法搬运，只得就地送了人。不过，潘家后代分析，以潘祖年对兄长藏品的珍视，绝不会将这两件宝器轻易流转他人。送出铜钟和铜鼓，或许就是在营造一个“潘家败落，藏宝流失”的假象，让大盂鼎、大克鼎能够“暗度陈仓”。
潘祖年之所以急于离开北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尽快将大盂鼎、大克鼎带出“虎狼之口”。当世之时，金石之学大盛，清朝官宦、文人多有青铜器收藏之癖。皇都之中，权臣贵胄众多，对大盂鼎、大克鼎垂涎已久的大有人在。比如清末重臣端方。端方也是清末著名的收藏、金石大家。与大克鼎一同出土的另一件重器小克鼎，当时已在端方手中。潘祖荫在世之时，端方就曾多次欲购大盂鼎为己有，无奈出价再高，潘祖荫也绝不割爱。潘祖年年纪轻轻，虽未为官，亦深知官场险恶。兄长离世，在北京再无庇佑，只能携带着所有藏品回乡避祸。
在潘祖年后来编著的《潘祖荫年谱》中可以看出，潘祖荫在世时，虽对自己所藏极为珍视、自豪，却从不私藏。“每得一器，与同好者切磋研究，图状释文，以传后世。”常与商榷者，有周孟伯、张之洞、王懿荣、吴大等，皆清朝末年有金石之癖的一代大吏。而潘祖年接管了这批海量的文物珍品后，深恐藏品“露富”而被贪佞图谋，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潘祖年携宝归乡之后，起初住在祖父潘世恩留下的祖宅之中。潘世恩曾高中状元，官至清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身后育有四子，潘祖荫、潘祖年即三子潘曾绶之子，在潘家谱系中称“老三房”。
潘家家族庞大，在苏州府邸甚多。钮家巷的潘世恩故居最为门庭显赫。潘祖年始终顾虑这栋大宅门庭显赫，太过惹眼，不久又搬到了南石子街，“老二房”一座空闲的宅院之中。自此，潘祖年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终日与满屋的青铜器为伴，藏身古籍故纸堆。
潘祖年对“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把持极严，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世人皆传“潘家有宝”，却无人能一睹真容。潘祖荫的故交王懿荣、吴大等人，对潘家藏品其实非常熟悉。但是到了潘祖年这里，哪怕仅仅是借金文拓本一阅，也不能如愿。吴大之孙吴湖帆，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书画大家和收藏家，娶潘祖年之女潘静淑为妻。据说，有一次吴湖帆到丈人家中的储藏室外，向着门缝里张望了一下，事后潘祖年就吩咐人用纸把门缝窗缝统统糊上。对家人尚且如此，对付外来的压力可就更难了。
大盂鼎和大克鼎被转移到苏州不久，1906年，对二鼎垂涎已久的端方竟然也来到了江南。这时的端方，权势更非早年所比。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出逃西安时接驾有功，端方受到重用，历任河南、湖南封疆大吏。1905年，清政府为挽救危局，“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列强宪政。端方就是“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归来，端方所编《欧美政治要义》，被认为是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
“出洋”归来端方再获赏识，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主理大清一朝最为富庶的江浙地区。对流落到自己势力范围的大盂鼎、大克鼎，端方自然不肯放过。端方对青铜器的嗜好，并不亚于当世任何收藏家。就是在两江总督任上，端方得到了“海内三宝”的另一件——毛公鼎。关于此事，史料上有这样的记载：毛公鼎原是北京的另一大收藏家陈介祺所藏。在收藏界，陈介祺与潘祖荫齐名，史称“南潘北陈”。陈介祺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诸于世，印成目录，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陈介祺1905年病故后，端方查访到毛公鼎的下落，他倚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当时的潘家与陈家境况是何其相似，大盂鼎、大克鼎似乎是逃不出端方的手心了。然而权倾一时的端方却在潘家碰了一鼻子灰。
潘祖年曾对后人回忆过，端方几次三番地找到他，图谋盂、克二鼎，或曰重金购买，或曰借几日观赏，乃至仅仅要求亲眼看一次。而潘祖年的答复始终就是两个字：“没有。”这样的答复就能令端方善罢甘休？只怕没人能够相信。可惜端方虽然位高权重，论起辈分还要算潘祖荫的门生，再加上对潘祖荫一脉的政治人物终归有所忌惮，一时倒也不敢像对陈家后人那样用强。
孙媳挑起护鼎重任
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清政府急调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结果造成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发动起义，辛亥革命首役成功。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土崩瓦解。而端方刚入四川，所率新军就发生兵变，被部下刺杀。端方有生之年，最终连大盂鼎、大克鼎的真容也未得见。端方之死，让潘家珍藏的最大威胁得以消散。然而，另一团阴影却像诅咒一样笼罩着潘家。
潘氏“老三房”一脉，潘祖荫终身未育，潘祖年有两儿两女，但两个儿子未及成年就夭折了。后来从“老四房”过继了两个男孩，结果又都夭折。潘祖年年届40岁时仍膝下无子，而当时族中侄儿一辈尽皆成年，潘祖年就从“老四房”嗣进了一个孙子，取名潘承镜。潘承镜成年后娶苏州名门丁氏之女为妻。可是婚后数月，潘承镜又染病身亡，同样没能留下子嗣。
接连发生的家门不幸，让颇为神秘的潘家又蒙上了一层诡异。时人皆传，潘家血脉难继，是因为家藏的青铜器太多、阴气太重所致。这种怪力乱神的联系、解释，在当时被传得神乎其神，言之凿凿，成了笼罩潘家几十年的一道梦魇。1926年，潘祖年逝世，留下的沉重家产只能由一个弱女子独立支撑。这个女子，就是时年仅20岁的潘达于。潘达于即为潘祖年继孙潘承镜之妻，才过门数月就成了寡妇。“老三房”中，当时只剩潘祖年夫妇和这个寡孙媳妇三人。潘祖年疼惜孙媳年轻守寡，视其为孙女一般，并让她改姓了潘。而且，潘祖年从此不再过继孙子，而是由潘达于出面，为先夫立嗣子，也就是潘祖年的过继重孙潘家懋。这样做，实际上就是确定了潘达于作为孙辈的家业继承人。
潘祖年的离世，把潘家收藏的总数永远带离了人间，“攀古楼”、“滂喜斋”中所藏文物、珍本究竟有多少、有哪些，从此成了不解之谜。潘达于回忆当年潘家收藏的盛况，潘祖年当年居住的南石子街旧宅，是一个“跑马楼”。所谓“跑马楼”，指的是四周都有走廊可通行的楼屋。宅院共有三进，潘家的收藏就保存于第二进的房子中。据潘达于回忆，当时青铜器放满了一大间加一隔厢，字画卷轴典籍堆放在另外一间一隔厢内。“褚礼堂”位于这栋房子的二层，只摆放着数量众多的小件青铜器。而大盂鼎、大克鼎等重器并不在此处。潘祖年为这两件鸿宝专门打制了两只大木柜，平时柜门严锁，放置在一层屋中。看上去和一般的衣柜无异，而外人根本不知里面放的竟是两只旷世宝鼎。
1926年潘祖年病故，潘家懋年仅4岁，年纪轻轻的潘达于不得不挑起侍奉好婆(潘祖年的续配祁氏夫人)、掌管门户、守护家藏的重任。1933年，祁夫人又去世，潘达于身边只有家懋、家华一双过继儿女。偌大的庭院，孤儿寡母三人守护着几屋子随时被人窥视的文物财宝，潘达于的压力可想而知。
从接管家族藏品到最后捐献双鼎这几十年，潘达于可说为藏品的保护费尽心血，提心吊胆，甚至冒过生命危险。她回忆说盗贼好几次看上她家的东西，翻墙偷潘家的藏品。有一次她出门到围墙边，看见地上有四麻袋青铜古董，分明是盗贼来不及运出的文物，而潘家那时人丁寥落，加上晚上黑灯瞎火，潘达于也没心思追查，只能任由盗贼进出。这样的事件不只发生过一回，潘达于除了小心戒备，没有丝毫办法。
不久后抗战爆发，中日淞沪会战激战正酣，距离上海不足一百公里的苏州，从战事一开便被列入战区。 8月13日淞沪会战开打，8月14日苏州即遭到日军飞机轰炸。至9月时，淞沪会战进入胶着状态。战局风云莫测，上海危在旦夕，而苏州已成累卵之势。姑苏古城，几乎每天都在日本航空炸弹的爆炸中震颤、呻吟。在兵荒马乱带来的惶恐中，潘达于本已随着亲友逃到太湖边上的光福山区避难。但终究放心不下藏在家中的宝鼎，中秋节前，又冒着轰炸偷偷跑回了家。她不可能把体型庞大的鼎带在身边当细软，但是放在家里又担心被侵略者拐跑，万般无奈之下，潘达于想出了将它们埋藏在地下的主意。
潘达于和同行的家人在半夜埋鼎。因为日军轰炸，电灯早已断电。为了避免在夜色中引人注意，五个人干脆连蜡烛也没有点，两晚的忙碌，全仗月光。大盂鼎和大克鼎放到木箱中后，他们又在木箱的空隙处，安放了一些小件青铜器和金银物件，左右再以旧衣物塞实。最后，木匠把木箱盖封好，平整泥土，上面再按原样铺好方砖。潘达于又撮来一些浮土，在方砖上撒了一层，用笤帚轻扫几遍，用浮土填实方砖间的缝隙。这片地面就看不出任何撬动过的痕迹了。
潘达于选择的埋鼎地点，处于庭院第二进院落正房的堂屋正中，原本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埋好鼎后，潘达于把这张八仙桌摆放回原处，又添了一道遮人耳目的掩护。知道埋藏宝鼎秘密的，只有经手埋鼎的五个人。潘达于找到的四个帮手，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潘博山及其弟弟，是潘氏宗亲中至亲至近之人，潘博山还是潘达于的亲姐夫——潘达于娘家姓丁，其姐姐丁燮柔也是嫁入潘家。这两人自然可以放心。那两个木匠，是潘氏大家族的长工，为人忠厚。为了保密，潘达于还对两位木匠师傅承诺“潘家会奉养你们一世”。而这两位木匠，真的对埋鼎一事守口如瓶，始终未向外界吐露半字。
所有的工作做完，意味着两只宝鼎从此从世间消失。曾经让潘家荣耀无比的“海内三宝有其二”之说，似乎就只剩一个传说。后来日本兵占领苏州城之后到处抢劫，潘家前后闯入过七批日本强盗，据说日本司令松井也前来盘问过潘家的收藏，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等到抗战结束后，潘达于才回到老家，在家人的帮助下把深埋地下的鼎挖了出来，让这个稀世文物重见天日。1945年8月，上海专门成立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法令和政策。1951年，潘达于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写信，提出捐献两只鼎。受捐后，大盂鼎“北上”，只留下大克鼎留在上海博物馆，更加成了镇馆之宝，如今来上海博物馆参观的游人，不见大克鼎就和没来一样。这其中的价值不仅在于大克鼎本身，更在于历史赋予它的沧桑和传奇，以及那一身斑驳铜绿中透出的中国传统家族对文化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