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艺术家张晓刚发了一条微博：“白立方画廊这次推出的是老牌德国艺术家基弗的新作，主席（作者有修改）与‘百花齐放’，为什么要重新画这个题材？是专为中国市场而作么？”这不仅是张晓刚提出的问题，同样也是众多观众想问的问题。据网络传言，2011年亚洲华人收藏家们多次在白立方提供的私人飞机运送下拜访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1945－），而基弗也不解地发现这些人是如此地热爱“红色”的题材，经与合作画廊白立方进行严谨的学术评估后决定由基弗创作一批该题材作品投放亚洲市场。终于，这批2012年的新作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可是，为什么华人藏家如此钟爱关于政治领袖的题材？基弗又为何选择其作为创作主题？
基弗的“红色思考”
基弗与中国当代艺术渊源甚深。最初基弗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已有一段落，中国美术界正处在“85’新潮”和“八九现代大展”之间，那时的中国艺术圈有着明确的方向：在批判精神和制作方法上学习西方，并反省自身，而其中前卫艺术更是首当其冲。1990年代初，基弗已在中国艺术界走红，而那时的中国艺术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冬天，并开始了向市场化转变。也正因中国艺术萌芽生长使得此时的基弗在中国艺术家眼中，不仅是强调思想观念和不断尝试多种媒材的艺术家，更是艺术市场上的风光大牌。即便是在学界和市场获得双重肯定的时刻，基弗仍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通过大量运用钢铁、铅、感光乳剂、石头、木刻、稻草、柏油等综合材料，以大胆复杂的画面肌理、沉重的色调结合抽象和具象的表现手法给人以压迫和强烈的冲击力。从中描绘对国家政治制度、对已成过往的政治历史事件以及战争与人文灾难所产生的怀疑与讽刺，使人们意识到自身的透明与脆弱。
对于战后出生的德国知识分子来说，国家的历史磨难具有重要的反思意义，这正如中国在1970年代末文革后开始出现伤痕美术一样，基于政治历史的影响下中国艺术从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了悲情现实主义和乡土化。从歌功颂德的颂赞英雄与领导人到关注普通人的现实命运。基弗从历史灾难与战争中吸取养分与灵感。他在1969年至1993年之间创作大量以德国纳粹为主题的作品，试图探究：为什么德国人会进入战争？他们的民族特性何在？而基弗创作以政治领袖为主题的系列作品，源于1960、1970年代中国这场人文之灾。或许也源于可为观看者增加几分诗意的、海市蜃楼般复杂情绪的画作与诗歌。
1998年基弗开始关注那场持续近十年的人文灾难。这个看似包容开放的文化政策成为一次赤裸的欺骗。基弗用作品《一千朵花盛开》来传达他的思考 “事实上，在‘百花齐放’这个词背后，不是真的花朵，而是政治运动的牺牲者。”
“历史的天使必然是这个样子。他背向未来，面对过去。他看到一场灾难，残骸碎片就抛在他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已经死去的人，把砸碎的世界重新拚贴在一起。但狂风从伊甸园处吹来，把他的翅膀吹开，使他再也无法把翅膀合拢。狂风把他刮向未来，他面前的废墟，一层层地，越堆越高。这狂风，我们称之为进步。”（摘自本雅明于1940年所写《历史的理念》一文）， 基弗受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历史观影响，认为没有人可以生活在真空里，这里存在着一个集体的记忆，其远远超过任何个体，要想真正了解自己，你必须真正了解你的国家。而这些“废墟”般的场景画面成为他的表达。
1992年基弗带着个人原因离开德国，用3个月的时间穿越中国，从北京到西安，然后走到丝绸之路南线，最后到辗转巴基斯坦和印度。他喜欢用照相机记录信息，这些中国之行的信息最终在他的画室中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基弗以此行所拍摄到的照片为基础进行创作，通过花卉来表达他对那个时代的思考：基弗在作品中预设了一个更大的花卉领域，通过将政治领袖的形象和山野草地的向日葵、罂粟等同置于画面中，花卉支离破碎又茂盛丛生，或都已经衰颓倒下，或似被焚烧涂炭过的花园。主角被苍天包围、有时是花，比如向日葵生长在他的身边。而土地里所具有的原始意念被花卉导入了某种转变，是花卉腐败、焚烧后的转变，也是植物开花、结果，葵花变为籽，又将周而复始落地、生根、发芽的转变。
现世的颓败中固然蕴含着新生，基弗看到的更多，他曾说“当我看到那成熟的，长满黑籽的葵盘重重的弯向地面时，我便看到了天宇和星辰。” 17世纪英国医生和神秘主义者罗伯特·弗拉德将花与星星进行对应。对基弗而言，地上的植物在天空也有着与之相对的一颗星星，植物必然地被天上的星星影响和引导着，一切相互环链。
画面中人物在远处花丛中向前方招手示意，让人沉重的密密麻麻的花丛预示这曾经炙热高举红旗、翘首追逐太阳的激情，如今已阴郁枯萎，或斜或倒。作品让我们追忆回望中国历史的灾难，回望历史片段中存在于人类灵魂深处的邪恶：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缺少坚忍不拔的毅力、缺少真诚面对的勇气……同时引领着我们去思考在腐败死亡之后也许是可以给人们以希望、安抚受伤的心灵以及弥补人们内心的缺失。
中国藏家的“红色情结”
曾经，甚至于到现在，领袖头像在中国随处可见。这个图像见证着封建社会的覆灭，也见证着中国“文革”之后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众多中国乃至正个亚洲的藏家也都多半经历了那个红色时代，受其政治影响。虽然四处传播的领袖的形象并非纪实，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的纪念，有人说“一些人认为政治领袖重新凝聚了整个中华文明，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有着近乎‘神圣’的伟大。人们不仅关心领袖这个人，人们也关心这位政治领袖给人们带来的思考—关于文化、关于民主、关于社会主义，以及中国。这位新中国第一位领导人给人们留下了复杂的感受，它包括政治，也包括一些复杂的感性情结。”是的，不论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生活细锁；不论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还是工商小贩；不论男女老幼，他和他的所为都影响了所有的中国人，并将继续影响下去。在伟人逝去、时间流转近40年的今天，作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谁又没有红色时代所引发的种种爱恨情仇呢？不管你对他态度如何，他都是中国绕不开的一个形象。香港佳士得董事张丁元认为，正是安迪·沃霍尔第一次将中国政治领导人形象带入了主流艺术的领域，由此开始从政治意义向艺术图像的转化。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关于这一爆炸性消息的讨论在媒体宣传下持续升温，正是这样背景下，沃霍尔创作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领导人的图像。沃霍尔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对领袖的崇拜如同西方大众对好莱坞明星，于是，他将领袖的画像与玛丽莲·梦露和猫王的画像相互呼应，创作了一个系列。在这组著名的作品中，10幅颜色鲜艳的领袖头像被一些不同的潦草涂鸦环绕，而这位政治领袖也被赋予了一些流行偶像的特质，并在全世界风行。
沃霍尔对于政治人物的波普化处理启发了中国当代艺术家们。90年代初政治波普在中国兴起，随后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红色年代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乃至后来“改革开放”等众多中国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成为50-60年代所出生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主题内容。张晓刚的文革家庭、王广义的跃进海报、邱节的“猫”“MAO”替换……一批以那个时代特征为题艺术家作品在艺术市场中备受宠爱，价格节节攀升，艺术也在世界艺术圈中成名成腕。这些艺术家、收藏家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受影响着将领袖及其时代事件共同打造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性符号。
基弗与华人藏家都有这共同相似的集体回忆：战争与灾难。这由历史所产生出的作品并不会因身份、地域而让人陌生。集体记忆中的灾难也将让观者看出在繁花燃尽，在末路尽头亦是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