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片子没有一种非主流趣味的人群（如张元），没有一种抒情化的节奏（如贾樟柯），也没有风格化的视像经营（如娄烨）。《我11》里甚至一段无声源的音乐都没有。他就这么鲁钝不讨巧地向自己的经验世界里开掘。他的影像风格一直很不强烈，几乎是自觉去除了风格化的视听语言。他的镜头大多就是那么平实的中近景交待故事，很少有展示大银幕魅力的远景，甚至很少有具备气氛渲染功能的极端天气，也很少有极端的特写。镜头基本平稳，即使手持晃动也不剧烈。这是王小帅自觉的老实和素面朝天，既让人敬佩，又让人担心。所以我说王小帅的电影风格看起来平实，其实体现着勇气”，这是青年电影评论家王小鲁对电影导演王小帅《我11》及其电影风格的一种整体评价。王小鲁和王小帅在电影观念上彼此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这种由认同感产生的熟悉和关注甚至让王小鲁为了保持作为评论家的独立性，有时想避开王小帅的一些片子，但最终都无法避开，总是像惯性似地写一些评论。王小鲁和王小帅仿佛情同一对精神的手足。
4月的一天，王小鲁告诉笔者王小帅的《我11》将在国内公映，并帮着联系到王小帅的助手，使笔者得以在电影公映前，在王小帅的电影工作室里先睹为快，并和资深媒体人袁凌一道和王小帅做了一个对话。那天，王小帅整个下午都在忙碌，都在不停地说话。到最后和我们对话时，有点头脑发蒙。他的解释是喝茶和说话太多的缘故。王小帅在现实中一点都不像他的电影那样“一根筋”，思路迅速而敏捷，但可以看出他的内心保留着一个庞大而宁静的精神世界。不过，那天下午他的心情并不太轻松。他在为《我11》的票房担心。
《我11》公映后，笔者专门到一个叫做紫光影城的电影院去看了一场。在播放《我11》放映厅前等待的观众像王小帅的电影一样宁静而有耐心。而隔壁播放3D电影《复仇者联盟》的放映厅前却排起了人头耸动的长队。在看《我11》的过程中，一阵阵由数字播放产生的巨大轰鸣由隔壁传来，一次次侵犯《我11》宁静而执着的心灵叙事，让人觉得在数字化和物质化的时代，制造任何感官刺激都是可能的，但它们只是一阵热闹而已。王小帅以自己的精神坚执给一个喧嚣的世界增添一种数字和物质无法模仿的个人精神模板，这恰恰是无法替代和复制的——或许这就是王小帅作为一位电影导演在当下之于中国电影的意义。
我们的态度是一致的，的确需要这样
袁凌：《我11》整体呈现比较好，但有一个担心，结尾会不会让人联想到你的另一部电影《青红》？因为这两部电影都是讲述的一个案子。
王小帅：我也是割舍不掉。只是《青红》的车过来了一趟，《我11》让它更远一点，都觉得这个结尾好。《青红》的车还能看到。因为电影局让剪得虚点，原本犯人一车一车过来，从车窗迎面撞上了，这个索性只听声音就算了。
袁凌：《我11》的前20分钟，让人感觉要拍一个风俗化的片子。后来事件出来了，1975年会有武斗吗？
王小帅：这个不是武斗，所以我在台词里加了一个“上次”——“上次‘保皇派’和‘4·11’的事还没完，还找人家麻烦”。
袁凌：相当于打群架？
王小帅：属于当地小青年谈恋爱闹纠纷，不是说两派之间，但气氛都勾勒出来了。要仔细听台词是“上次”，要不然时间差就不对了。
袁凌：这部片子为什么没有展现小青年们的工作？
王小帅：因为当时我们都是小孩，片子是以我们当时的视角来拍的。他们比我们大得多，相当于另一个世界。
张杰：《我11》其实就是个人精神史和时代记忆的一种对接。
王小帅：对。我们讲的是时代和记忆。我们说历史，大部分的文艺作品都是客观的或听说的，但我们当时进入那段历史后，因为年龄太小而没有发言权，但1965、1966年出生的我们，那10年确实就是在那长大的。我们唯一的一点点发言权，就是一种和大时代的碰撞。在电影表达里，有这么一点总比没有好，而且个人的真实感受总比听来的好。
袁凌：也就是说，你是在老实、安静地拍你们的那一段记忆。
王小帅：我们就是这样。为什么我屏蔽了一些东西？比如工厂，可能少年脑子里都在，但是记不住，只能给到一些单纯的信息，但外面的氛围在就行了。有人说《我11》总结“文革”、总结“三线”，其实也没有，就是因一种少年记忆而引起的一种态度。
袁凌：演主角王憨的小演员挑得特别好，很有灵性。
王小帅：他们几个都可以，4个小孩都各具特色。
张杰：这几个小孩哪儿找的？
王小帅：从北京很多演戏的孩子里找出来的。北京有好多经纪人公司，有好多孩子。
张杰：王憨长得和贾章柯特别相像，有人还以为是他儿子。
袁凌：他们的灵性和沉重结合得比较好。开始他们在双杠上玩游戏，是小孩子寻找性刺激吗？
王小帅：对，电影局让删掉了一些，说不能写这个东西。有些观众看不明白也没办法，我只能埋一个“小地雷”在里面。我觉得有些可惜。观众看不明白但能感觉到一点。
张杰：我觉得主要是这部电影的故事讲得好，中国电影一直在讲要好好讲故事，我觉得你的电影一直在老老实实讲故事。
王小帅：是故事性很强。
袁凌：很早以前看《青红》，我觉得那部电影在所谓的第六代导演的影片里是特别棒的，那么安静地叙述一个故事。《我11》也是有类似的感觉。
张杰：这部电影从根本冲击上来说，要比《青红》、《日照重庆》等要强得多。
王小帅：其实好多坐进去看的观众看过之后都会觉得不错，但现在的问题是观众根本就不进去看。
袁凌：关键是这个时代，一个安静的东西，他们看一会儿就烦躁了。他们很难让自己安静下来。
王小帅：只要进去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关键在于进电影院之前。
袁凌：我感觉前面一段很好，节奏比较舒缓，像散文一样，让人以为要拍一个散文式的电影。
王小帅：他们搞宣传的说就用我们那一代共同残留的记忆，去勾勒少年的情境，接着突然一个人进来了，一下子就进入了大人的世界了。
张杰：前面的节奏是一种铺垫，是为了营造一种强烈的前后对比效果。
袁凌：其实看过了就会感觉好，就怕观众现在燥得很。普通观众看电影，要求像美国电影一上来就High到极点。
王小帅：那没办法。
张杰：我觉得中国当下更需要能使灵魂安静下来的电影和一种艺术的定力。一个大家High到虚脱的时代更需要这样一种环境或氛围。
王小帅：对，我们的态度是一致的，的确需要这样。
别把电影局看成洪水猛兽
张杰 ：看《我11》时，一直有一个担心：电影局是怎么审过去的？我觉得这一点很困难，因为里面有一些那个年代特殊的政治符号和意识形态。
王小帅：给好多人看，他们都问：通过了吗？其实是自己把自己给吓死了。我说通过了，没什么难的。因为现在我认为，电影局那块，别把它看成洪水猛兽。现在很多人是自动不做这种事，不去触碰，因为都商业化了，弄点钱还不好？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困难，干嘛还去搞？都是主动避让。我是迎头上去，上去也就过去了。
张杰：电影局最后是什么意见？
王小帅：《我11》都是孩子的角度，并没有像过去他们所担心的，对于“文革”中打、砸、抢的直接表现。首先在《我11》里，孩子就是这么生活的，很真实。当时因为年龄不够，我们没有经历上山下乡阶段，我只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如果不允许我拍我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就说不过去了。电影局看过以后，只是建议把一些高音喇叭等声音拿掉。
张杰：拿掉那些声音的话会失掉对于那个时代叙事的真实性。
王小帅：那我宁愿这部电影不要了。
袁凌：也不强烈，里面的声音效果并没有让人不舒服。
王小帅：我觉得应该更宽容地看待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角度。我的童年生活在“三线”的山沟沟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相对平静了，我就用一种真实感和平静来表达，其实没什么。
张杰：从这一点看，电影局的管理比原来开放多了。
袁凌：你有没有一种担心，有人说《我11》重复《青红》？
王小帅：关键是不重复。如果说重复，说明他们还没有弄明白它和《青红》之间的关系。
张杰：《我11》和《青红》不一样，这部片子有着强烈的主观感和现实感。
王小帅：《青红》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讲的是“三线厂”一家三口的一种觉醒和自我意识的回归、叛逆。而《我11》是在1975年左右，大家只是在哀叹自己的命运，还不知道怎么做。只是小孩子在那一年里，感觉时间仿佛一下子停住了。
张杰：其实《我11》和你以往的片子不同的地方在于，《青红》、《日照重庆》让人看完以后心里很堵，但《我11》让人感到痛快淋漓，觉得很透彻，而且叙事的交代和电影语言都富有质感。
袁凌：电影后半部分节奏要强一些。
张杰：《我11》送审后，电影局剪得多吗？
王小帅：没怎么剪。声音方面法国人说要改，因为法国人比我们害怕。
张杰：你是说法国投资方？
王小帅：对，因为他们有钱投在里面，万一通不过他们就傻了。我说不用改，我了解中国。法国人说要弄两个版本，万一通不过就把另一个版本送过去。我都忘了那个版本怎么做的了，反正效果不好。
袁凌：现在法国人能够理解这种比较平实地讲述故事的中国电影吗？
王小帅：他们要的就是这种风格。法国人喜欢这种文艺片。
张杰：电影里每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报纸摘要》节目，《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唱祖国》等歌曲，还有小孩罚站等，对场景再现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个不行。
王小帅：这些法国人都不懂，他们做混音时把声音弄得很轻。我说要大一点、再大一点，他们不理解。我说中国人就是在这种声音的包围下成长的。他们就很惊讶，我说就是这样的。
张杰：《我11》在法国放的时候那边是什么反应？
王小帅：法国的反应很好。
张杰：在这部片子里投资方是否给了你充分的主导自由？
王小帅：《我11》我们公司自己投了很大一部分，法国方面投了一部分，他们很尊重我们。
张杰：法国投了多少？
王小帅：30%。
我们的服装、道具全部留给他们了
张杰：《我11》让人感动的是，过了这么多年，你的记忆还这么坚固，能把记忆和灵魂深处的东西抓回来。
王小帅：关键是在目前比较恶劣的电影市场环境下去做。现在都在做好莱坞式的大片，谁还做这种电影？
张杰：你怎么能把少年时代的感觉记得这么清楚？
王小帅：我们“三线厂”的人都很有特点，可能和命运比较特殊有关。我们“三线厂”子弟的确有一种共同的特性，我们确实感觉奇怪。现在很多小孩，一过初中和大学就什么都记不住了。
张杰：记忆好像被抹去了。
王小帅：对。“三线厂”封闭型的生活形态，造成了记忆的放大。一二十年就这么一些人，就在这么一个小圈子里，因此会强化记忆。
张杰：拍摄“三线厂”的外景地是怎么找到的？
王小帅：的确很难找。“三线厂”现在都已经毁掉了。现在你们看到的都是我们重新做的，所以我开玩笑说《我11》是真正的大片。
张杰：等于你花了很多的钱修复记忆。
王小帅：对。现存的建筑都是楼架子，都荒掉了，扶栏、楼梯等都已经残破，没人住了，所以我们要全部重新清理。
袁凌：它原来是煤矿还是什么？
王小帅：是一个机械厂，十几年前就撤走了。“三线”之前就是机械厂，后来被用作“三线厂”，后来又经历了变迁。所以电影里看到的王憨家里的水龙头、炉灶、灯原来都没有了，我们接线重新做。所有墙面、街道重新刷上标语和颜色。
张杰：这样一说的确有一种大片的感觉。
王小帅：关键是我们很吃亏，做了大片还看不出来。但我们不炫耀，回到现实。窗户都没了，整个楼的窗户都要重新安上，每家每户都弄上窗帘，假装有人生活。里面毛主席的牌子都是我们立起来的。
张杰：毛主席像是谁画的，画得这么棒？
王小帅：我们美术组画的。我们把整个厂区改造好后，好多老工人都回来看，携家带口的。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了十几年，但感情还在，他们说把他们带回到了那个时代。
张杰：电影拍完后，那个地方怎么办？
王小帅：当地政府说留给他们，但他们要怎样我也不知道。
张杰：是不是可以推动建一个“三线”博物馆？
王小帅：他们本来就要建“三线”博物馆，我们都留给他们了。他们怎么处理我们也不知道，控制不了。我们的服装、道具全部留给他们了。
袁凌：因为你是“三线”子弟，能不能把记忆拓展一下，拍一部拓展型“三线”电影。我们家乡是陕南的，“三线”的时候，所有的男人都去修铁路，而不是在厂里。
王小帅：没钱，要有钱就可以了。所以我也很着急，再不拍的话就更加麻烦了，现在楼都这样了，费那么大的劲。
大家像牛一样往前跑
张杰：《我11》把当年的真实形态和人的精神状态都抓住了。像拍老师给女学生谈话的时候说“老师像妈妈一样，什么话都可以跟老师说”，后来王憨因为领操想要白衬衫，因布票紧张妈妈不给买，王憨拿出的也是一个“经典”的理由：“老师说的”。妈妈的思维方式同样是“我去学校问问老师”。其实这些思维方式依然影响着当下。最后妈妈跟老师谈好了，同意不买白衬衫，但妈妈看到儿子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台子上领操的场面，决定给王憨做一件白衬衫，这个细节非常好。
这些类似时代精神基因的东西，通过电影能再捞回来，我觉得产生了两种时代精神的强烈对冲。
王小帅：现在好像社会上有一点怀旧的意思了，开始有了怀旧之心，在反思我们在物质上发达以后，道德与灵魂的一些缺失。
张杰：是的，最后还是要回到对于意义追问和价值判断上去。
王小帅：其实对于过去，现在有一种声音也不对，说过去有多好。反思本身的存在很重要。过去也有过去的不好，只是残留一些美好的记忆而已。比如“文化大革命”时代，多糟糕的时代，说现在不好，但还是和回家没房没车的感觉不同。其实不用去对比，我觉得一个民族有反思能力，要比去对比重要。现在人们都不愿意反思，不愿意正视自己的历史了，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现在人们已经成功地转移到成功和商业的轨道上，大家像牛一样往前跑就行了，没有一种精神上的反思。
张杰：另外还有几个细节，比如妈妈不给买白衬衫，王憨趁妈妈午休时偷偷拉开抽屉，把钱盒打开，拿出一张“大团结”，但道德感又让他再悄悄放进去。比如几个小孩玩玻璃球，一个说是扔进去的，一个说是弹进去的，这些细节很有力地支撑着故事的发展。
王小帅：所以我觉得电影永远是一个局部化的叙事。你说要拓展，多么想拓展啊，因为我们的生活真的比这些丰富得多。如果像现在这样一点一点表现的话会让人感觉有些矫情，但确实很遗憾，太多的细节。我们如果说童年往事，会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大家还会互相对应和验证：那个事情你在不在？
张杰：这些都是一个符号性、代表性的生活场景和日常感情。当年你们玩的游戏，身份不是“三线”的孩子也在玩，这就具有一种普遍的情感冲击，把它们与特殊情感一致的东西串起来，我觉得这是《我11》对人的情感有说服力的一个方面。
袁凌：《我11》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过度夸张，传达了它合适传达的东西，并没有把它上升到一个让人感觉非常明显、夸张的程度，但又把那个时代的特征表现出来了。
王小帅：以孩子的眼光都点到了，又有一种朦胧感。
袁凌：这种平易和克制是很难的，现在动不动就用力过猛。
王小帅：对，我是反对用力过猛，应该多点理性。
张杰：王憨第一次穿白衬衣领操，放学后，给了一个特写，让人特别担心会被弄脏。比如被弄上墨水或者泥巴，但电影没有让它被世俗的手段弄脏，而是用它支撑整部电影，这使整部电影有了一种格调上的提高。对于那个时代的很多人来说，一件白衬衫的确是一种美好的精神象征。
袁凌：有这么一种感觉，那个时代得到一件珍贵的东西是很有可能遭到破坏，但没想到最后引出那么大一件事。白衬衣非常显眼的时候，立刻让人感到一定会出现危机，但没想到这个危机那么严重，这一点确实悬念很强。
王小帅：以孩子作为故事的视角就是要回到童真。孩子对于躲猫猫等游戏都是好奇的，所以这个片子想借用孩子的好奇感去推测和映射成人世界。
袁凌：是不是说用孩子的视角面对那个时代会比较好一些，会比成人少一些概念化和观念性的东西，显得更真实。
王小帅：这么一部电影，假如用其他各个角度去拍肯定会千差万别。但对我来说，它撞上这么一个视角，不见得说，这样的视角才是更好的。如果全视角展现得好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结合“三线”本身，有一点我自己想要诉求的欲望。
张杰：最后白衬衫引出的事件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吗？你当年的确见过一个逃犯？
王小帅：到了后续故事阶段就要编剧了。当年遇到逃犯本身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他逃过来的时候枪噼里啪啦打了过来，我们几个吓坏了。之后他就被抓住了。
张杰：那个逃犯犯的是什么案子？
王小帅：他的案子好像是偷什么东西，没电影里那么严重。那个逃犯多少年以后，听说还当上一个区司法院的领导。
袁凌：我觉得从王憨遇见逃犯，就开始有剧情了。
张杰：我觉得这个情节设置，使电影脱离庸俗化的叙述，比如把白衬衫弄污浊了，虽然对小孩和他的家庭伤害比较大，但那只是日常化的一种叙述。让它遇到逃犯，就保证了叙事的质量和精神上的纯洁性。
王小帅：因为我觉得一直是孩子的世界会显得不够，一定是通过孩子的眼光把大的社会氛围带进来，这才是这个片子有力量的地方。
张杰：晚上王憨带着小伙伴去找夺走白衬衣的逃犯情节安排得也很大胆。
王小帅：还是用儿童对未知事件的冒险、探究、好奇的心理，来牵动整个世界的问题。
张杰：《我11》有强烈个人精神史的色彩。如果用植物来形容的话，它可能是一朵非常亮丽的花，其实它地下的根系是非常强大的。比如“三线”问题，逃犯的父亲和男孩的对话，把整个时代背景都交待得很清楚。电影给人造成强烈的冲击力，和底下的根系很深、很立体有关系。如果把电影比喻成一棵树，应该说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里面成人世界表现虽然不多，但很丰满，再加上小孩表现非常突出，精神世界表达得非常饱满。我觉得这部电影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强大的精神系统和非常精致的叙事，这是电影有摧毁力的一个方面。
解构的意义说得很好
张杰：这部电影拍了多久？
王小帅：拍了两个月。准备了半年，搭景3个月。之前还有写剧本、看景。其实这个片子从1997年就要拍，1997年剧本已经写好了。
袁凌：你对这部电影内心还有不安之处吗？
王小帅：我们的记忆、生活如此丰富多彩，比这部电影要丰富得多，而没有办法把它们全部展现，就会有一种遗憾感。因为电影的节奏、故事、时长放在那里，该剪掉的要剪掉，甚至还有很多没有拍进去。如果拍一部30集的电视剧可能会更加丰富。
张杰：从《青红》到《我11》，显示了一个导演对时代精神的一种坚执，以后会不会拍一部由3部电影整体形成的一部史诗性、三部曲形式的电影？
王小帅：我在拍。可能是分头来拍吧，一个里面解决一点，一个里面有一点。确实，如果囊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开辟“三线”，到整体变化、成长、结束，整个大史诗，那个耗能量太大了。
袁凌：心里还有一些东西纠缠着你，让你放不下。
王小帅：有太多需要。要另一部电影，还是别的？我们甚至考虑过，要不要把它做成电视剧，这样的话很多东西就更加有市场了。的确有一些你们说的这方面的遗憾。
袁凌：下一次拍的话，会不会拍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厂吗？
王小帅：不知道，现在还没想，累死了。
张杰：以孩子的视角来表现那个时代——比如王憨他们说“男人打架都是为了女人”、逃犯一家人离开后，孩子会在外面写上“反革命杀人犯、大坏蛋”等，用孩子的语言来理解当年的革命社会意识形态，还是有一种解构和消解的作用。
王小帅：对，你说的对。我们用少年的眼睛来保持他的童真，同时又带来了一种解构性的意义。
张杰：而且电影叙事甚至有了一种不依不饶的耐力，比如最后逃犯真的把白衬衫寄回来了，之后电影还不算完，还要带着王憨去到看守所找警察报告。最后警察把他们一家送出来，说“感谢你们的革命觉悟”。
袁凌：小孩对成人世界的观察不光是精神史，还是一种心理史，电影把小孩青春期性心理的萌动都编织进去了。最后王憨和那个女孩子在一间屋子里同处，对小孩的青春期很重要，把时代的主题和小孩的成长编织在一起了。那个场景很感人。
王小帅：我觉得解构的意义说得很好。
王小帅，1966年1月1日生于上海，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导演《梦幻田娘》、《十七岁的单车》、《青红》、《左右》等电影。其中《冬春的日子》被BBC评为电影诞生以来的100部佳片之一，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影片。其作品曾入围1998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曾获51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2008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等。其电影构图优美精准，造型意识强烈，凭借其独特、敏感的电影个性，扩充时代的个体影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