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四大名捕》7月中旬上映，现在正是宣传期——一部作品从制作到上映过程中让陈嘉上最头疼的阶段，“宣传等于一定要说自己好话，我总觉得自己说自己的好处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你说过了，回头人家觉得你骗人，下一次的时候看你怎么样，人家会记得的。我就很怕宣传过头。”虽然不喜欢，可陈嘉上是有名的好性子，只要不触及底线，他一定尽力配合。
对于内地观众来说，陈嘉上的名字远没有他的作品名气大。
周星驰主演的《逃学威龙》、《武状元苏乞儿》，李连杰主演的《中南海保镖》、《精武英雄》，刘德华主演的《老鼠爱上猫》，近两年的《画皮》、《画壁》……陈嘉上开玩笑说：“你要知道，这些都是我导的哦。”
他是一个商业电影导演，几乎每部戏都赚钱。他从业三十多年，做导演24年，迄今只凭《野兽刑警》获得过一次金像奖最佳导演，但那也是他从业生涯中赔得最惨的一部作品。他无法定义那一年是人生的低谷还是高峰。
“我拿了口碑，他们（工作人员）没钱，他们失业，这个口碑有什么用？我还是需要电影去生活，我还是需要这家公司去支撑其他人的生活。”
从当制片助理、场记、道具、编剧、执行导演、导演，从英皇影业CEO到香港金像奖主席，陈嘉上的职业生涯几乎涵盖了电影市场的所有利益链条。他是香港电影工业从辉煌走向萧条的见证者。
陈嘉上是一个外表温和、内心强韧的人。他从来不是“你喜欢什么我拍给你”的导演，他尊重电影工业，但电影对于他却不只是赚钱这么简单。他希望香港的电影工业能有健康长远的发展，所以，在市场没有动作片的时候他拍了《飞虎雄心》，没有喜剧时他拍了《逃学威龙》，没有处境喜剧时他拍了《小男人周记》。
22年来，无论是个人还是香港电影圈，都历经过风雨飘摇的时期。回望这一路，他调侃，“起码现在才配称是资深电影人，懂得用另一角度看老板立场，不再纯以创作人的角度看电影工业。特别是在英皇做CEO那两年，知道了市场残酷、诚意没用。”
导演一年没换衣服
最近，有人在微博上发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四大名捕》开机发布会，一张是《四大名捕》电影首映发布会，两张照片时隔一年，照片里的陈嘉上穿着一样的白衬衣、卡其色裤子、深色西装，有人调侃，“导演一年没换衣服。”
其实他每天都换衣服，都是相同的，春夏秋冬都穿白衬衫，最便宜的那种。天冷时，在外面罩件外套。他有一套西装，是导演协会的制服，在重大场合时，就穿这一套。
他说上大学时就把穿衣服这件事想明白了，大学时也只穿一种衬衫，方格子，也是最便宜的。“我从来没把精力放在这上面过。”他没有梳子，从不梳头、不照镜子。大学毕业后，曾有过不穿白衬衫的日子，就是结婚后的一个时期，“有很多名牌，转变很大。”太太希望改变他，结果他“接受不了”，“这段婚姻就是一个误会，想要以婚姻之名改变对方是很无聊的事情，而且，我本来就是很难改变的一个人。”
分手后，他就过上了永远只穿白衬衫的日子。
拍不好大不了回来当编剧
陈嘉上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城市地理系，主修地理，副修天文。回港后，看了导演章国明的《边缘人》，从此爱上电影，应征邵氏电影公司的助理制片，但发现所负责的是管理工作，一年后便转职负责特技道具。后来邵氏电影公司精简架构，陈嘉上不忍裁走下属，于是自己请辞。辗转之下跟导演黄泰来担任场记，后来被黄临时拉去写剧本，从此踏上编剧之路。
他是少有的每天都在现场的编剧。他写的戏，一定在现场看人家怎么拍，有问题现场解决。结果是，他是现场了解所有事情的一个人。杜琪峰非常信任他，有时会让他去拍几个镜头。“我的导演能力就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
1988年，陈嘉上写了喜剧《三人世界》，讲一个师奶跟一个广告公司的创作主任谈恋爱的事情，没人看好这个本子，这样的故事怎么可能大卖呢？没有人愿意拍。
导演袁和平对他说，“我们对这个剧本很有信心，这个剧本是你写的，谁也不比你理解这个剧本，你敢拍你就来。你当执行导演。”当时香港没有执行导演这一头衔，他是香港第一个执行导演，也因此经常被别人问，“你在这部电影里头都干了些什么？”
陈嘉上不敢答应。袁和平鼓励他，“怕什么？你比很多人都强，那些乱七乱八的家伙都在拍，你拍不好，大不了回来继续当我们的编剧。”他一想也是，“而且我拍得不好，大概很快就会把我换下来吧，你们敢我就来吧。”
他说服了林子祥来当男主角，公司的人不希望林接这部戏，但林当时是德宝公司最火的演员，他说要拍，其他人都没办法，只有同意——最后电影票房是2400多万，破了当时的纪录。
1989年，他写了剧本《小男人周记》，有人跟蔡澜提议让陈嘉上拍，蔡澜非常认可：“嘉上可以！”那会蔡澜也没看过《三人世界》，陈嘉上不解，“你怎么够胆量让我去拍？”蔡说：“你在邵氏的时候，我拍电影，你做道具，还当特效部门的头儿。你在跟我聊电影的时候聊到幕后的很多东西。没有人这样看电影的，起码在我旁边没有，你看电影看得很深，而且是从技术上去探讨、分析，我觉得这样子不可能拍不好电影吧。”
上午跟徐克合作，下午跟吴宇森搭档
人物周刊：现在回想，哪个阶段是最开心的？
陈嘉上：还是编剧吧，我喜欢躲在幕后，因为没有压力呀。我当编剧时跟好多人合作，早上是徐克，下午是吴宇森，晚上是麦当雄，都是当时香港最好的团队。很享受这个过程，尽管每天很苦。因为你不是光开会，开完会要写呀。谈的时候你要贡献的，不能只坐在那里，你要跟人家说，剧本这个段落我怎么想……不停地动脑筋，晚上回去就写，第二天交功课。我还记得跟吴宇森谈剧本那段时间，每次都是跟他谈一个上午后去吃午饭，他的习惯是每天吃完饭先去洗手间，中间大概20分钟，出来时我的稿已经放在他桌子上了。他说，“怎么这么快？”我说怎么不能这么快？他说，“你知道我每天写一场要用多长时间吗？”我说你不是编剧你是导演啊。
徐克算是我的老师，他每一个剧本都让我去，你坐这，能说就说，不能说就听。所有不同的题材我都有一些感觉，也理解了很多不同导演的想法，非常享受。 人物周刊：你现在的工作早已不只是导演的工作，事情繁多，还能享受拍片的过程吗？
陈嘉上：拍片的时候还可以。以前当导演不用想太多，老板跟你说你可以拍，你就拍吧。拍完剪好了，什么都不用管，也没多少宣传活动。最紧张就是午夜场去戏院听观众反映。有的导演被观众骂急了，突然站起来说，我在这儿，不要再骂我了好吗？
上喜剧时，最怕就是听不到笑声。《逃学威龙》上映时，我跟老板躲在观众里头，我们前头有个小伙子笑得汽水都撒地上了，周围全是大笑的声音，老板就不停地拍我，“中了中了。”那是我在戏院里头最好的感觉。你作为一个导演，要让观众爱你的戏。
我跟我师父徐克是非常不一样的人，他蛮强悍的。我们相同的地方就是都特爱群众。第一天见面时他问我，你为什么拍电影？我说，“拍给人看。”什么人？“贩夫走卒啊，最底层的人。”徐克问我，你爱黄飞鸿吗？“爱，很爱看，非常爱，特爱。”为什么？“因为是给大家看的。”然后说好吧，你干活吧。当时他就说艺术片谁都懂，拍电影的谁不知道都爱这些东西，能拍戏给所有人看的，才是我们这群人。
大概在1994年，《飞虎雄心》的时候就没有午夜场了，那也是盗版开始的时候。
人物周刊：没有午夜场意味着什么？
陈嘉上：没有午夜场意味着我们没有最底层的观众了。这个时间一般都是下班后去看电影的观众，谁下班呢？酒楼茶馆的服务员，百货大楼的售货员……电影最红火的时候，午夜场从来爆满，因为首映都在午夜场。香港那一阵夜生活很火，午夜场就变成大家夜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一些中产阶级也去先睹为快，几十家戏院同时上映午夜场。所以午夜场的票房代表了这个戏能否火。可是盗版一来，全垮了，太便宜了，谁还去看戏？
人物周刊：香港电影的衰败是因为盗版的出现吗？
陈嘉上：当然不是惟一因素，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具体原因很多。如果按照规律的话，香港本来就不应该有电影工业。
人物周刊：怎么说？
陈嘉上：这么小的城市，这么小的市场，怎么可能有电影工业呢？香港电影是一面旗帜，可这面旗帜也是因为其他地区不能生产自由的电影造成的。那时只有香港这个市场是自由的，题材是开放的，什么都能说，什么都敢拍。就是因为其他人的落后造就了香港电影的兴盛。比如说警察，警匪片谁敢拍呀？那时在台湾，你拍坏警察就得剪掉。现在这里也是这样子。可当时香港可以呀。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警匪片，大部分就是骂警察的电影。为什么？贪污很严重啊。
人物周刊：电影也是舆论监督的手段？
陈嘉上：是啊。当时的电影为什么变成了底层的朋友，因为可以做他们的出气口，可以发泄他们对很多事情的不满，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到香港电影工业，你要看很多其他的客观因素，不然不会明白。
人物周刊：感觉在你的回忆中，那段时光是美好的。
陈嘉上：非常美好，因为当时我们跟整个社会的步伐是一致的，我们的呼吸是一致的。我走到街上，还有不少人认得我，会说，“陈导，这个戏棒，什么时候再来一个？”有时我在吃饭，这些人也会走过来跟我谈，因为我确实是在替他们拍戏嘛。我觉得电影是群众的艺术，不是让学者、影评人来研究的。它最主要的功能还是服务群众。群众不看，拍来干嘛？我没有兴趣拍给批评家们看。
人物周刊：你觉得内地电影票价如何？
陈嘉上：内地票价竟然比香港还贵，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希望快点把电影还给群众吧。把电影变成中产阶级的消费方法，老实说我不太爽。我最享受的时候是发现我的电影在影响老百姓，他们也因此生活和观点得到了改善，比如不再挺黑社会，我多爽。
人物周刊：现在拍片，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陈嘉上：我现在拍片很谨慎，而且我当时确实这样想，我一定要开拓这样一个市场——拍一些香港跟内地观众都爱的电影，要不然我们没空间了。我也知道网上对于《画皮》这类片子的争议，可你在内地拍戏是绑着手在打的，所以我一直佩服中国导演，框框太小了。我的戏好不好我心里有数，你跟我过去比较，不合理呀，我过去没有这些规范，我过去能拍的能写的，这里不行啊。我从一个完全放任的世界来到一个非常规范的世界。还好这个空间在慢慢扩大，尽管我希望这个速度能快一点。
颁奖礼与葬礼
人物周刊：作为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你的责任是什么？
陈嘉上：我最大的责任就在于把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保护起来，而且要不停地检讨这个制度是不是最好的制度，金像奖是不是跟着这个工业一起在走，然后守住大家给我定下来的这些规矩，确保金像奖公开、公平，透明地运作下去。没有人利用金像奖，做影响整个工业利益的事情。
人物周刊：目前金像奖让你觉得最头疼和最困扰的是什么情况？
陈嘉上：到现在为止，金像奖还是依靠政府的一些补贴。要是能把金像奖独立了，完全不靠政府的赞助，还可以办到这个规模的话，我就觉得比较理想了。
人物周刊：金像奖到现在30年，03年SARS风暴，正好赶上张国荣自杀，应该是最难的一年吧？
陈嘉上：他的自杀对香港电影界是一个很大的创伤，那年颁奖礼就是我负责制作，本来要取消的，因为邀请的嘉宾都不能来。
人物周刊：不能来还是不愿意来？
陈嘉上：不能来呀，因为SARS嘛，海外所有人都不能来，当时还非常流行请海外嘉宾的。聚在一个剧院里很危险，他们敢来吗？我们还庆祝吗？我们还颁奖吗？都在哭，乱成一团，那天我们收到消息的时候，已经在开创作会，说今年的金像奖怎么办？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志伟也哭了，他们就说我们开会吧，决定不办了。我对志伟说不行，志伟说你不要冲动，我说，“不是冲动，我们不可以退，今天已经走到最低谷了，人心惶惶，整个城市都非常低落，谁去打气？你们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庆功会，你把它变成一个打气会吧。要是张国荣的死让大家觉得这样绝望，就跟大家说，我们疼，可是我们不绝望。”
当时我还负责董事会，第二天我就向董事会说了我的理念。我说请你们交给我，我有信心。也幸好志伟听了后觉得我说得对，然后我们就启动。所有人都来了，周润发、谭咏麟……反正都来了，而且都不戴口罩坐在下头。只有一个海外嘉宾，张震，当时刚好在香港，就过来了。 人物周刊：你和张国荣是很多年的朋友，他走的那一刻你在做什么？
陈嘉上：我在筹备金像奖。我22岁就认识他，他是我很好的朋友……（沉默，哽咽）很多人不知道，我第一个剧本就是写给他的，《缘分》。当时他还不是红星，是票房毒药。我们俩个人傻瓜似的，他说你觉得我行吗？我说我觉得你行啊，不要想太多。《缘分》过后，他就红了。永胜娱乐的第一部戏是我拍的，我跟他们说我要拍张国荣，他们说，张国荣愿意吗？我说你跟他说就好了。张国荣一听是我，就说好，我拍了。我们不是非常亲密，可是我跟他的信任谁都不能理解。反正张国荣一直在说，只要嘉上拍，我都来。我说你要听故事吗？“不用听了，我来。”
人物周刊：他的追悼会你去参加了吗？
陈嘉上：是我最后参加的两个葬礼之一，往后不去任何葬礼了。
人物周刊：你参加的最后一个葬礼是？
陈嘉上：黄霑。他是我老师，一个让我懂得中国文化的老师。我2002年才碰见他，就变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从2002年开始我一有空就去成都陪他。他常在成都、香港两地飞，成都是他老家。每次他给我电话，“你干嘛呢？没什么事就过来吧。”我就飞过去陪他。学了好多好多。他是06年离开的，在他的葬礼上我非常平静，我是笑着送他走的。他使我成长了很多。
每个演员都是很珍贵的财产
人物周刊：跟你合作过的演员中，你和谁最能碰撞出火花？
陈嘉上：有两个人，一个是周星驰，另外就是周迅，她没在演啊，我觉得她是在感受，她已经进到角色里。她这样子会很疼的，每拍一次戏都承受了很多。周迅性格跟我像，比较内向。我觉得她从来不会没有安全感，也跟我很像。就是说有什么大的压力我都承担，内心很强大。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俩就很理解对方吧，有默契。
人物周刊：你刚才也说到周星驰。
陈嘉上：嗯，好厉害的家伙，很好玩的，我跟星仔拍戏就是享受。他是个天才，可以把本来非常搞笑的、很简单的、完全闹的戏，变成感情非常真实的东西。
人物周刊：比如《武状元苏乞儿》？
陈嘉上：对。当时星仔说，“苏乞儿就要让你哭，让你感动。可能吗？喜剧哟。”我说可以。要是其他演员我不敢说，但我知道他有这个力量。包括后来再看《大话西游》，蒙着面的周星驰让你感动，你要知道他是孙悟空啊，他是戴着面具的，可还是让你感动。我到现在还是觉得他在《大话西游》里的演出远比在《功夫足球》里的好。
人物周刊：他在生活中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呢？难相处吗？
陈嘉上：跟我没有啊。
人物周刊：可不少人都在投诉他的性格。
陈嘉上：投诉他的人可能都是因为跟他的关系不是普通朋友关系吧。他是老板啊。
人物周刊：你的意思是不平等的关系？
陈嘉上：可以这样说吧。我觉得他们混淆了朋友跟老板、员工和老板之间的关系，就变成很多事情缠绕的。比如说他以一个老板或是导演的身份在提要求的时候，就不要把朋友的事情缠绕进去吧。
人物周刊：周星驰最近几年的表现，似乎也不尽如观众的期待。
陈嘉上：没办法，大家的期待对他产生了一些压力。而且演员总不想重复自己。可是大家总是希望演员不停重复他过去某些成功的产品，对他来说很有压力。我一直对他说，放松嘛，不要管那些。可是他就思前想后的。
人物周刊：你是能发现演员潜质的导演？
陈嘉上：大概是因为我留意人吧。每个演员对我来说都是很珍贵的财产，我会留意他。我爱观察嘛。
人物周刊：你和黄秋生合作《野兽刑警》，有个镜头是黄秋生停几秒钟对一个女演员说我爱你，可女演员已经走出镜头了，黄秋生还没说，大家以为他忘记了，所有人都在看你，等着你喊CUT，你很镇静地看着监视器里的黄秋生，等着，又过了十几秒，黄秋生才幽幽地说出：可我爱你啊。你喊CUT后，黄秋生对你说，“我就知道你会懂我，你知道我要什么。”
陈嘉上：当时谁都望着我，干么还不喊停？我就不喊停，我就等。我知道他一定会说，而且是更好的时机。我们之间有默契。我很早就留意他，当时他还没成名，还在电视台。
人物周刊：有人说香港并不太需要演员，在香港没有一个演员会红，红的是明星。
陈嘉上：我不同意。全世界都这样子，不光是香港。所谓红，很无聊，只是个市场价值。然后很多人就会为了某个人而不停地去追看他的戏，以至于很多老板去追着同一个人在某一些项目里头。他能否演戏，跟他怎么去改变很重要。刘德华是个演员，尽管你可以说他从前是个明星吧，可是现在，我真觉得刘德华、郭富城都是演员，周星驰是演员。明星跟演员没有冲突的，只是看你怎么培养这个明星，他怎么走他的路。
陈嘉上
香港著名编剧、导演、监制，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曾任英皇影业CEO，作品有《小男人周记》、《逃学威龙》系列、《武状元苏乞儿》、《精武英雄》、《野兽刑警》、《老鼠爱上猫》、《画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