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我随部队参加了对南疆防御作战。 那时候，官兵抽的烟都是云南省根据部队编制按时供应的。虽然我不会抽烟，但不知怎的对“大重九”格外青睐。它的包装精致美观，字迹端正清晰，图案色彩鲜艳。于是，我在我住的木板房（打仗时，战士住的简易房）墙上贴了许多“大重九”烟盒，金灿灿的，给人一种富有、满足的感觉。
一天，政治处王主任到我所在的报道组检查内务，他看到墙上贴着那么多“大重九”烟盒，好奇地问：“小王，你喜欢‘大重九’？”我说：“只是觉得好玩。”因为我不抽烟，所以顺便把处里分给我的两条“大重九”送给了王主任，并说：“您熬夜多，拿去提提神吧。”王主任接过烟笑了笑。
他问我：“你知道这种烟为什么叫‘大重九’吗？”
我说：“不知道。”
于是，王主任给我讲了起来。他说：“确实，提起‘大重九’，在云南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但是，对于它的由来却很少有人知晓。1922年，云南省第一家烟厂——昆明亚细亚烟厂新生产出一种卷烟。当时的烟厂负责人虞晋候的哥哥虞思扬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成员，他曾经参与了1911年10月30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初九由蔡锷领导的护国起义。为了缅怀先烈，烟厂决定以‘九·九’给新生产的香烟定名，以示纪念。1949年，烟厂在时任经理苗仲华的主持下，授权技师李其汉，沿袭原‘重九’的牌号，重新设计并把这种烟更名为‘大重九’。”
听了王主任的介绍，我才知道，原来“大重九”香烟有这么一个红色来历。
王主任走后，我在战地日记中写道：“6月8日，晴，王主任来寝室检查卫生时，我送给他‘大重九’两条，因为自己不抽烟，放着也是浪费。”
搞得好，还要好好搞
一年半后，组织上根据我的表现和工作业绩，决定把我由战士提拔为干部。这对于出生于农村的我来讲，实在是一个梦。就在我的同乡、同事前来为我祝贺的时候，王主任也来了，他话不多却带着微笑：“搞得好，还要好好搞（在前线写报道，叫搞报道——笔者注）。”然后，他送给我一个小本子，和我握了握手就离去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非常感动。
回到房间，我打开这个小本子，除了一行清晰的“成长、进步、快乐”六个大字外，里面还夹着18.2元现金。我知道，这是我送给他的那两条“大重九”烟的钱——因为按当时的价格每条“大重九”是9.1元。
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王主任如今已是某部大校、政委，我也于2001年转业到地方检察院工作。现在，再看那篇战地日记，再看王主任送给我的那个小本子，再品那六个已经褪色的大字，我感慨万千。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