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17年取得的成就 中国入世十年成就回顾与前景展望

  [摘 要]中国入世十年取得了辉煌成就,国民经济连续十年保持快速稳定增加,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认真履行了入世各项承诺。但同时存在贸易环境不够优化、缺乏核心技术、人民币外升内贬等问题。基于“2016猜想”,提出应加快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步伐,全面参与以资本为引领的全球国际经济合作,以实现我国由数字大国向实力强国转变。
  [关键词]入世;贸易环境;2016猜想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1-0009-04
  
  一、入世十年:成就
  (一)有目共睹的成就
  201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满十年。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首先,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认真履行了入世各项承诺,“截至2010年,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其次,深度融入世界,成就大国经济,国民经济连续十年保持快速稳定增长,2010年GDP达到58786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年收入从2001年的800美元提高到2011年的4000美元,年均增长10%,2亿多人摆脱贫困;第三,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服务贸易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利用外资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连续9年增长,2010年占全球当年流量5.2%,位居第五,并购交易居全球第二;第四,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连续5年居全球第一,2011年6月末达到31975亿美元,超越英、法、德等国家,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股东;第五,抓住全球化机遇,分享到全球化带来的积极成果,国际分工地位发生变化,产业升级不断扩展延伸,逐步形成和稳定了在全球分工和产业链中的位置,实现了贸易投资互动的“双赢”结果,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入世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与世界分享繁荣和实现共赢的十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最重大的经济活动,让人惊奇的不是中国的发展,而是发展的速度”。
  (二)入世与宏观溢出效应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已在改革要求开放,开放促进改革的道路上走过了30多年,开放促改革的宏观溢出效应集中体现在制度进步中。1980—2000年,开放的最大成就是利用外资,外资进入不仅使中国经济发生变化,而且使中国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并开始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入世十年,首先,中国成功借助WTO平台,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使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谈判能力和参与水平明显提高,为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政治经济等多领域与世界全面融合的同时,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其次,在自身经济实力提升的同时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6次参加G20全球金融峰会,获得了更大的国际回旋空间并打开了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局面,为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在达沃斯年会上没有中国的声音是不可想象的”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第三,区域合作出现新局面。近十年来,由于WTO框架下多边谈判较难达成共识,各国开始探索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合作,双边自贸协定(FTA)的重要性逐步得到提升,所有重要经济体都积极参与到双边自贸区的谈判和建设中,中国亦成为FTA中活跃的一员,目前已与五大洲的2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自贸区14个,签署自贸协定10个(已生效8个),通过自贸区建设,中国对自贸伙伴双边贸易快速增长,并有效化解和减少了与自贸伙伴的贸易摩擦;第四,入世十年,中国在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前提下,通过更为深入的国际交往和积极参与规则制定执行,有力推动了国内改革进程。目前,世贸组织的主要原则,特别是透明度、非歧视等原则在中国基本得到普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建设效果显著,信息化透明程度比以往有了明显进步,遵守规则、按规则办事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各级政府在出台新政策、新规定时都高度注意程序的公开透明。这些制度性变化,不仅加快了整体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而且促进了开放透明的政府行政体系建设和完善,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二、入世十年:基于成就的反思
  国际社会对中国入世成就的评价既中肯亦无可非议,面对十年成就,我们还要冷静地观察和分析取得这些成就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是仍存在的问题。
  (一)国际贸易环境改善:数量增长中的贸易结构不合理
  1.十年来靠出口拉动的GDP持续增加,源于两大基本动力:第一,入世带来的国际贸易环境改善;第二,依靠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低成本要素,在粗放式数量扩张中极度发挥比较优势。以此两大动力,中国迅速加入到新的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形成了以完全竞争一般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垄断竞争资源性原料进口不断增加为特征的贸易结构。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见表1),2000—2010年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初级产品进出口比重持续下降,工业制成品进出口比重不断提高,但如果从产品分类看,出口增加的主要是第7类和第8类,进口处于主要地位的是第2类和第3类。此外,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资政策调整延缓,加工贸易特别是以外资企业为主导的加工贸易出口仍占主导地位,2010年加工贸易出口额仍占出口总量的54.7%。这种不合理的贸易结构,首先使中国不断徘徊于新的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或者说“微笑曲线”底部;其次导致中国长期缺失大宗资源类商品国际市场进口定价权和出口商品规则话语权,结果是“中国出口什么国际上就跌价,中国进口什么国际上就涨价”。以完全竞争一般工业制成品出口不断扩张的贸易结构,使中国连续15年来(1995—2010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立案和实施反倾销措施案件数量最多的国家。15年来,全球每5起反倾销案件立案中平均有1起是针对中国的,在反倾销案件立案数量占实施反倾销措施案件数量比例中,中国占71.81%,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7个百分点。此外,通过一般制造业不断扩大和加工贸易推动的出口扩张,始终不能使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增长方式得到根本转变,造成国内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且能源和资源产品的国际依赖度不断提高,进口价格指数不断攀升,贸易条件出现恶化趋势。在以垄断竞争资源性原料为主的进口贸易结构下,虽然入世使中国获得了利用全球资源发展经济的可能,但中国仍掌握不了定价权。由于中国铁矿石连年需求增长推动了国际价格持续大幅攀升,在价格博弈战中,中国钢企全面失利,不仅国家用于购买铁矿石外汇支出平均每年增长48%,而且作为铁矿石的最终用户,中国钢铁业应对铁矿石涨价付出的代价是全年利润的2.3倍;2011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世界第一,达到55.2%,但世界石油定价权却掌握在华尔街的投机者手中。
  2.受开放环境影响,各级政府在GDP政绩冲动下,以过度扩张手段极度发挥比较优势,其结果,一方面使产业结构不断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加工制造业迅速集中,推动第二产业产能持续扩大和集中发挥对外贸易规模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第三产业和服务贸易发展。据海关与商务部统计,中国服务贸易已连续十年出现逆差,2010年,服务贸易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12.2%,占世界进出口总额仅为5.1%,与货物出口额全球第一的地位相比很不协调(见表2)。
  (二)“世界工厂”和制造大国:核心技术缺失
  依靠国际贸易环境改善推动出口不断增加出现的外贸结构不合理问题关键在于缺少核心技术。入世十年,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力中,制造业功不可没。2006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1/3以上,出口占外贸总额的91.2%,生产总量居世界第4位,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此后中国获得“世界工厂”美誉。应当承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除国家正确战略指引外,不断扩大利用外资和以“市场换技术”等发展模式亦功不可没,很多措施思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用以指导制造业发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作为“世界工厂”与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当前并没有成为制造强国。目前,尽管中国在航空航天和深海下潜等“上天入地”尖端技术方面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但处于制造业核心地位的装备制造业仍缺乏核心技术,生产集中度偏低致使制造业整体发展不平衡。2005年,日本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提出,“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增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来自国内相关行业的调查也指出“中国数控机床技术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差起码15年”,国际金融危机使装备制造业受到较大冲击。由于缺乏自主创新和关键技术,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重大装备制造业中,80%核心技术和设计专利仍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缺少核心技术的“世界工厂”和制造大国,在世界“出口最著名的前100个品牌里面,中国目前还是零”。
  (三)外汇储备持续放大:人民币外升内贬成为众矢之的
  在“世界工厂”美誉中,依靠完全竞争一般制造业工业制成品出口推动,中国在成为第一出口大国的同时也成为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从图1可以看出,2001年后,中国外汇储备一路冲高,2011年3月末突破了3万亿美元(30446.74亿美元),全球超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国一直由中国所保持。
  持高不下的外汇储备给宏观调控带来了艰难选择,从国际看,首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为平衡国际关系,自2006年后中国政府不断增购美国国债,实际结果却是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美元贬值而大幅度缩水;其次是在试图通过“压外贸,减顺差”改变这一局面时,又恰逢国际金融危机而不得不中途废止。从国内看,第一,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外汇占款促使央行不断增发人民币,过大的货币供应量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不仅使人民币进入外升内贬怪圈,而且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第二,为对冲新增外汇储备,央行不得不扩大央票发行,既加大了财政压力,也增加了金融风险;第三,持续高额的外汇储备提高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资本净流入增加,政府难以同时实现货币供给稳定增长,减少财政负债成本和保持商业银行盈利这三个目标,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入恶性循环。
  三、入世十年之际的思考
  (一)“2016猜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11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中国将于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此论一出,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学者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结合此论并根据中国经济形势,提出了“2016猜想”:2016年是中国入世全部承诺到期的最后期限,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同时也将全面建成市场经济制度,届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很可能已基本转移完毕,但2016年之后,印度有将近4亿15~34岁的劳动力成长起来。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不会继续象现在这样疲于应对反倾销诉讼,但低成本竞争优势将难以延续,加工贸易巨额顺差可能出现拐点性下降,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弯道减速和弯道刹车的情况。
  (二)基于“2016猜想”的思考
  不论IMF的预测和张燕生的猜想是否准确可靠,但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警示,即2011—2016年是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5年,入世十年之际时逢“十二五”开局和新世纪第2个十年拉开序幕,5年内,中国除完成“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外,最重要的当属完成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当前除认真总结入世十年成就外,更需要就未来5年如何将两个目标结合起来处理好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关系做一些冷静的思考,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使用了“顶层设计”概念,笔者结合上述“猜想”就“顶层设计”提出几点思考:
  思考一:中国在制定“九五”(1996)规划时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15年过去了,这一目标并没有顺利完成。从宏观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入世冲动放大了对GDP速度的追求而掩盖了体制矛盾,危机后,试图消除危机影响的再次增长冲动继续掩盖了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当体制矛盾产生的冲突由政府承担下来后,一个国家垄断和国富优先的增长模式被固化下来,在这一固化增长模式中,粗放投资和资源投入拉动手段扩大,重化工业偏好使产业结构失衡,出口优先使消费结构失衡,国家垄断扩张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最后导致市场基础作用失灵。以“猜想”内容看,“十二五”的5年中,开放必将倒逼改革,所以,从增长方式转变角度考虑顶层设计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市场经济制度建设。
  市场经济制度(Market Economy Status)原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用以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制度。从经济史角度看,市场经济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经历的一种经济制度。产生于近代,繁荣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在竞争和垄断、政府干预和自由竞争的博弈中发展,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既有其内在规定的共性,也有各自的特殊性。从国际关系发展史看,寻求他国承认自己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并无前例,WTO之所以将此作为一项要求,根源出于贸易保护需要,从欧美等国对市场经济标准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大多是根据反倾销中影响公平贸易因素而归纳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入世十年来,中国为应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尽管截至目前已有77个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占中国进出口总额45%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仍没有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从目前的情况看,在最后5年再与一些国家就“市场经济地位”纠缠已没有实际意义,需要考虑的应是如何认真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但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当改革已滞后于开放时,首先要明确中国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制度,其次是真正“深化政府改革”,从体制上解决利益集团(国家垄断资本)快速成长,严重阻碍资源与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问题,第三是认真研究欧美等国用于反倾销的市场经济五项标准,这些标准哪些能够做到,哪些在短期内还做不到,做不到在5年后该怎么办。
  思考二:应对经济出现弯道减速和弯道刹车的“顶层设计”是实现由数字大国向实力强国转变。关于强国的定义与标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依据各自的学科特点,从不同角度提出的观点林林总总,不胜枚举,难以进行概括综述,但《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10月11日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值得参考,“强国地位有三种标志:力量、以及基于力量的服务能力和保护能力,综合看这三项标志的关系是,没有力量一切无从谈起,有力量只提供服务而不提供保护,可能会变成逃避责任的经典现实主义者,最终导致自己提供的服务无人问津,有力量只提供保护而不提供服务,则只会变成到处索取保护费的恶邻居”,显然,强国一定是在国际关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强大经济基础建立取决于拥有先进的技术。国际金融危机后,为振兴经济,2009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项声明中提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以出口推动增长和实现制造业增长,由此发出了向实体经济回归的信号,这一信号说明,美国开始推进“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战略和重塑竞争优势,2010年后,美欧经济体对制造业的重视日益加强。当前“再工业化”的时代特征,一是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重构实体经济,二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三是大力鼓励科技创新。“再工业化”的实质不是恢复传统制造业,而是全球制造业的新一轮洗牌,这轮洗牌的根本特征包括:一是高新技术推进的先进制造业占主导地位,二是将制造业发展与世界贸易规则和竞争规则挂钩,“再工业化”将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变形成新的挑战。如果说5年后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难以延续,加工贸易可能出现拐点性下降,当前我们只有在“资本换技术”理念引导下,抓住“再工业化”契机,以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为龙头,大力扩展海外核心技术并购,这将是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不二选择。从对外贸易角度看,一国的外贸结构实际也是产业结构发展演进在外贸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技术能力不强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软肋,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是产业结构转变,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技术升级起主导作用。如果说强国之路首先靠对外贸易,则惟有以新技术为引领,以资本输出延长制造业价值链,以全要素合作推动贸易创造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才能加入到新的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推动贸易创造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提高。
  思考三:实现由数字大国向实力强国转变,必须全面参与以资本为引领的全球国际经济合作。当代国际经济合作已超越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国际移动和重新配置,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第一,在和平与发展主流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走向全球化,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入世十年,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利益重叠交织趋势越来越突出,中国与世界不再是内部与外部和各自追求自己理想的关系,而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内外一体,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追求关系,在相互依存中积极与各国开展经济合作已成为无法替代的选择。第二,在多极化格局中,主权国家话语权得到提高,利益诉求日益增多,在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经济利益成为国际关系的重点,综合国力竞争大大加剧,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成为当代世界的鲜明主题。一个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格局已经形成,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背景下,新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为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创立了很多新方式,国际金融危机中,5次G20会议充分彰显了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也有了更大的国际回旋空间和一个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局面。第三,在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国际差异取代比较利益成为决定国际分工的基础与核心,决定要素合作的基础是全球生产价值链体系,在以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分工利益”大于“贸易利益”,全要素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经济特征,全要素下的全球产业体系重构最终影响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速度。入世十年,中国积极参与全要素国际运动,在“走出去”战略推动下,步入了资本净输出阶段。如果除去各种历史偏见,从世界强国的成长道路可以看出其共同途径,即全面开放并主动与世界融合,积极参与资本运动。在全要素合作中,以资本为引领的生产要素国际运动和全要素合作趋势要求中国必须尽快实现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创新,在以资本运动引领下的当代全要素国际经济合作中,从传统的“市场换技术”、“资源换技术”、“廉价劳动换技术”过度到“资本换技术”、“资本换市场”,积极参与国际资本循环是构筑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高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路径。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既是中国大国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继续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化顶层设计的必然选择。面对开放的世界,审视当代国际经济合作出现的一系列新特征,可以认为,融入相互依存的世界和全要素运动,以开放大国姿态积极参与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是实现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以投资促进创新全球资本合作方式是构筑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高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路径,惟有此,才能实现“中国正呈现强国的三大标志,即力量以及基于力量的服务能力和保护能力,实际也就是从获得力量到合作性运用力量再到引领性运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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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马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