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曾在跟文友的信里说：“以中年人的眼光看人生，有一种木然里的悸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气质沉静的作家激情的生活感悟。2011年6月30日至7月29日期间，笔者通过电子邮件跟石舒清就创作经历、阅读背景、创作风格、民族性、地域特色及跨界体验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印证了这种印象：对石舒清而言，沉静就是一种激情。
王静（下文简称王）：请谈谈您在不同地方生活的文学创作状态，比如在西海固、银川或北京。
石舒清（下文简称石）：我在北京最长的一段时间有四个月之久，是在鲁院上学。我是一个不很适合出门的人，因此那段难得的时间我基本上是在学校里，现在看来无疑是错失了浪费了。如果现在还有这样的机会，除了上课的时间，我会很少待在学校里。有这样几个地方我会选择常去，天桥、潘家园、琉璃厂、中国美术馆等。我现在生活在银川，在银川的时间，我最为主要的活动是逛旧书摊和读书，写作则不多。我写作需回老家西海固去。更具体一点说，就是回我的那个村子去。迄今为止，我的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在我的那个小村子里写出来的。这好像造成了一种习惯或者说障碍，就是除了回老家，我很少在别处写出小说来。随笔一类倒是可以不择地来写的。毛病也是自己慢慢养成的。这样的写作特点会给我不良影响，使我总是能找到借口，总是容易偷懒和懈怠。我常常会想起几个很优秀的河南作家的例子，他们身在北京，却可以很好地写自己的家乡。我想从这里得到启发。所以虽说银川离我老家不过三个小时的车程，但我已满两年没有回老家了，我企图在这期间写出一篇小说来，使我收获突破的快感和信心，然而习惯是顽固的，我确实还未能写出一篇像样的小说，也因此有些发慌，但是我还想再坚持一阵子，我想我要是真的能在别处写出小说来，一定和先前在村子里写出的那些小说多少会有些不同吧。
王：略萨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说：没有什么能比文学更好地保护人类抵制愚蠢和偏见、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宗教或者政党的狭隘和短见，以及民族沙文主义……文学与归属感、人类经验密切相关，它使我们更好地交流，是真正的生活。但也许还不止如此。我看过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罗伊的《微物之神》。这个女作家有过一个举动：带领农民反对政府在当地修建水电站。由此带来一个话题：文学与行动。在西海固乡村贫困的现实面前，作家真正的角色是什么？文学还能做什么？
石：我觉得文学只负有写作的使命，文学最好的行动方式就是写作。这可能与我的行动能力较弱有关。我无法做一个振臂一呼或者首当其冲的人。我不习惯于一群人行动。我觉得群体行动里必有某种盲目性和破坏性。我想如果我很好地从事了写作，那么我的所有的抱负和寄托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实现。离开写作来行动的作家，本质上已经是离开了作家的本分。我觉得作家越是个人化越好，也越可靠。
王：关于你的阅读背景，好像有萨迪，有纳吉布·马哈富兹的《两宫间》。在伊斯兰世界范围内，你还关注哪些作家？创作上有没有一些隐秘的联系？苏珊·桑塔格说：文学是精神旅行。在你的作品中，童真情感融入写作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干净、简单、无杂念，写得专注，使阅读成为一种净化灵魂的精神之旅。《暗处的力量》中有一篇《最初的神圣》，写少年时期坚定的封斋带来的感受，等候第一颗星星时的描述特别具有动人的画面感。你的小说总是淡化生活中的苦难，心甘情愿、心安理得，甚至像得到了巨大回报一样地承受苦难。这种宗教的沉静气质让我不由想到索库洛夫的电影《灵魂之歌》，只是他的更为冷峻，而你的则更为热诚。还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你的作品有俄罗斯小说承受苦难、清洁灵魂的精神气质？
石：我读的伊斯兰世界作家的作品并不多。相对来说，读欧美作家的作品要多一些。伊斯兰背景对我的影响不是来自于相关作家作品，而是来自于我的生活经历。回族是一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这个影响是基本的也是深远的。虽然我非常喜欢马哈福兹，但我读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已写作多年，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如果说我的写作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我是很高兴的。我觉得俄罗斯文学给人的影响是一种健康的，广阔而恢宏，像大自然给人的影响一样。
实话说，我一点也不愿意把苦难诗化。把真正的苦难诗化的写作者是不负责任的。如此，必定会放过了其中一些该谴责的该惩戒的。如果我写的苦难显得温和，力道不足，那只能说明，我感受到的苦难还不足够多，不足够折磨我，因为不能感同身受，因此说起来显得轻易了。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我在生活上是较为单纯也比较顺利的。真正的苦难里大概诗意是很少的，但是需要足够的忍耐力。如果有这样一个问题，生活需要什么？而且只允许给出一个答案时，我的答案就是，生活需要忍耐。
王：把艰辛困苦、枯燥乏味的劳动写成农事诗，在我看过的当代作家里，你是独一个。陶渊明的田园诗很美，但“悠然见南山”的字面背后处处都隐藏着“猛志固常在”的心结。而你对农事劳作几乎是怀着崇敬的心态来写的，小说中有的词汇用得不可思议，完全超出我的生活体验，比如说砸粪块的词汇有“喜悦感”、“阳光”、“芬芳”、“惬意”、“醉意”、“干净”、“醇厚的粪香”。您的小说语言过滤了生活语言。这诗意来自独特的省视人生的方式，似乎是与生俱来？
石：这个一定和我出生在农村有关，在你看来被诗意化了的生活其实是我的真实感受。比如在暴烈的阳光下晒马粪羊粪，散发出来的味道的确是很好闻的。还有在扫干净的院子里晾晒糜子谷子等，在我的印象里也是极美好的情景。我小时候家人在盛夏的时候，为了纳凉，会在院子里睡觉，甚至会睡在星空下的房子上，这些生活据实写出，没有同样生活经历的人，则觉得这生活是很诗意的。
王：在少数民族作家当中，你是很特别的一个：个性敏感细腻、情感丰富、善于观察、拥有西海固不竭的精神源泉和民族文化土壤，还有英语专业学习背景。这诸多因素给你带来怎样的阅读和思考视野？
石：我很早就对文学有兴趣。我父亲虽然只上过半年学，但是也喜欢读书。这在一个纯回族村子里是很稀罕的事。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小木箱上有一摞书，印象里有《水浒传》、《侍卫官杂记》、《阿凡提的故事》等，还有汉阿两种文字的经书，像《古兰经》选读一类。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假期里，一边放羊，一边读了第一本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可以说，对于文学，我从上小学时就已经喜欢了。上中学后，开始尝试写作，写了一些武侠小说，还请班里善于绘画的同学给插了图。高考在即，别的同学都在忙于为考大学做准备，我却在写小说，这是因为我的一篇投稿受到了地区文联办的刊物《六盘山》的青睐，让我改改，再寄他们。我在写作的路子上可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一直是凭着兴趣写作，没有什么大的写作计划和抱负。从我个人的性格来说，我是偏于内向的，在群体活动中，我很愿意处在一个被忽略的位置上来感受和观察生活。30岁以前，我对独处的生活有特别的爱好。在老家的时候，有时甚至会到大片的回族公墓里坐一整天。强烈的阳光下，墓园里那些零碎的小花和不时飞过的蝴蝶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大体上心仪显得沉静的作品，静寂中的些微响动，这是我写作上的一个为我所热衷的追求。
我的英语学得并不好，虽然当过几年中学教师。我后来一直想把英语学好，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但是因为表面上显得不必要，就没能坚持下来。直到现在，我还有把英语学好的打算。因为是回族的原因，我甚至想学阿语。我对作家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是很羡慕的。而且写作是语言的艺术，通几门语言，对写作必是有难以预知的益处的。比如我虽然受的是汉文化的教育，但由于自己有伊斯兰文化的背景，就使我的写作中很自然地吸纳了不少伊斯兰的经堂语，使整个语言面貌显出一种特别来。就像人种里的混血儿会很漂亮很健康一样，语言中的混血儿也一定会给读者很异样的感受。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最好是自然而然为好，若是刻意去寻求语言的陌生感，倒会适得其反。
王：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有仪式感，你是否认同？这跟民族和地域有关系吗？民族性和地域特色会不会成为创作的瓶颈？在随笔《我和我的西海固》中你对外界如何看待、评价西海固特别在意，非常敏感，甚至反应过度（“愤慨”、“悲怆”），是否有失理性？
石：李敬泽说过，我的写作出于一种“僻净的精神资源”，这个说法给我的益处难于言传。我尤为喜欢“僻净”的说法。这是一个所在，是一个清冷而又自足的去处。有宗教感，也有艺术性。好像是一把好的钥匙，可以打开适合我入内的门似的。另外他的仪式感的说法，也说出了我写作中的一个事实，或者说回族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回族人和宗教的关系不只在清真寺里，而是在生活的时时刻刻和方方面面，只要你愿意，一切活动都可以和宗教联系起来，比如睡觉时要有所诵念，吃饭时要举手祈祷或感念，可以说，宗教的情绪支配影响着全部的生活，这就使得写作者在写作时体现出仪式感来。不是有意追求仪式感，而是种种仪式感由来已久，早就浸透在生活中的。
民族性和地域性会成为写作上的瓶颈么？如果写作只强调民族性地域性，显然这样的写作难以为继，但是如果借这个民族和这块土地表达对整个人类的观察和感知，则瓶颈之忧就可以不必为念了。作为一个回族作者，我绝不是只愿意写出回族的好来，而是应该写出这个民族的真实来。真实是一切好中最好的。
王：在你的作品中，回族人干净、简单，但求心安；懂分寸、讲规矩；相信命运，极度自尊，善于感悟，有着自己的生存智慧。回族人在果院里同时种菜并取得了成功，他们就感受到“果院里的生长力原来是很足的，是不可估量的”。敢于尝试，并随其自然，收获了，同时收获一份惊喜。如果不成功，他们也能安然接受。小说的美不在于它的平凡，而在于平凡中呈现出的永恒色彩或意义。我们终日庸碌地活着，却活不出这份境界。
石：当生活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被文学化理想化之后，好像在文学的世界里有了一个与我们的现实相区别的世界。如果说文学有作用，其作用也正在这里吧。其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哪里其实都是一样的。我并不觉得和其他兄弟民族比较，回族人过着一份特别的生活。我觉得我只是写出了一些族属恰好为回族的人，并没有刻意想着要通过对一些回族人的叙写而写出一个民族。要写出整个民族的念头是虚妄的，只能写出这个民族中的一些人。我始终不太想过于强调民族族属，这样的强调实际于写作是不利的。
王：关于女性：《果院》、《娘家》中的女人们刷锅洗碗、扫地扫院、喂鸡、修鸡圈、纳鞋底、拔麦子。在她们辛苦的劳作之余，我们看到的回族女性是如此的丰富。《果院》里女人稠密的内心活动有引人的力量。女人有点单相思，想修剪果树的年轻人，把树当成了人。不光拟人，而且还有视点的变化，真是很棒的心理描写，看一棵树（“气势汹汹”），跟看它混在树林里（“藏形匿迹，温和了许多”）的感觉是两样的。读了忍俊不禁，只有内心最安静的人、最有想象力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我想您是一个非常懂女性的作家，写起她们来，文笔柔软但十分有格调。
石：我是不善于和女性打交道的人，和陌生的女性在一起，甚至会拘谨。但在写作里，我却更乐于写女性。写成年的女性，女性中的老人，我似乎不喜欢写少女。我觉得成熟女性的身上那种生命力是我很愿意用我的笔去探索和表现的。女性上了年龄，她们身上性别的一面不强烈了，但是好像多了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她们好像有特别的看世界的眼光和知觉。也可能是我想象的，但是老年女人的面相上我总是能看到巫术一样的东西，这使年迈的女性给我一种神秘感，既觉到她们的某种恐惧，又被她们身上那种异质所诱惑。如果我写的年轻女性显示一种生命力，那么年迈的女性，我希望通过她们显现一种我在阴阳之间的关注和体会。好像没能说清楚，但曲折的意思应在我的有些含混的表述里。
王：你非常善于观察。果院的剪树枝、藏在席芨胡草里的白长虫、母鸡抱鸡娃（孵蛋）、怎么糊顶棚、怎么叉粪、怎么纳鞋底，这些都如此真切。你的感情非常丰沛。小小的事情常引出特别的感受。你对声音的敏感和描绘令我惊异。你对生活的观察和对声音的敏感是怎样形成的？
石：我实际的爱好还是比较广泛的，比如对书法、绘画、音乐都有持久的兴趣。我在网上有时候会刻意搜寻一些风声、海浪声来听，喜欢看万物经受风吹时的种种形态。我觉得写小说的好处是可以促使你做一个全面的体验者，会要求你做这样的体验者，会激发你做这样的体验者。我觉得每一种存在中都有无穷变化，像云的变化，风的变化，水浪的变化，光影的变化，声音的变化，这无穷的变化深玄莫测，使我着迷。所以中国的“格物致知”的说法我非常认同。一个“格”字，所关甚微甚巨，不同的人“格物”的方式不同，能力也不同。我觉得静心体验大自然中的无数变化，既是最高的享受，也是收获真知的一个重要而又可靠的途径。但是写出来还是不要太诗意，而是要写实，写实之上的诗意才是有价值的。
王：您曾说自己是个消极的人，喜欢的作家也是像卡夫卡、普鲁斯特、伍尔夫这样略具病态的（《澄明健康和谐》）。但您作品平静的叙述，里面有巨大的热爱，洋溢着生活的热流。如普通的人们动辄就情不自禁涌出喜悦感和奥妙感，如《圈惶》中看到小鸡破壳而出的母亲；敬重所有的生命，如《清水里的刀子》，马子善对那头牛的感受。您是一个热爱生活，有深沉情怀并富有激情的作家。
石：我到现在也还不是一个有积极生活态度的人。悲观论也更能让我心仪。但是像卡夫卡、普鲁斯特这样的作家，我已经很不喜欢了。我已经很不喜欢显得病态的作家，要从他们身边逃开，像逃开一种不吉利似的。现在我更喜欢健康有力的作家，像托尔斯泰、惠特曼等。这和悲观的认识并不矛盾。悲观并不是一种病态，只是对世界的一种观点而已。而且我觉得悲观中依然可以存贮无穷的力量。我并不生活在另样的世界里，这个时代，别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我都难得豁免。因此我绝不会认为世上会有世外桃源这样的所在。我之所以写出了一个在你看来似乎相对封闭的世界，这可能只是与我的文学趣味有关。而且现在我这样的趣味也在变化，我想把我当下看到的感知到的写进我的作品里来。无论如何，我还是钦佩对现实有深广观察和倾力关切的人。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才显得有力量，同时也更有价值，田园牧歌式的作品，中年过后，不大喜欢这样的作品了。我觉得小说不必以清淡胜，小说应该有浓烈的味道才是。
王：关于性格与写作：你在随笔《阳光洁净》说“谁愈是沉静，谁愈是深厚”。在《散片》小文中，你自述“字如其人，我渐渐能从字中领会到我的性格。是一种有些特别的性格，不是端正和大方的，是一个在偏背之处求安宁与和谐的人。我的字就像我掩饰不住的一个秘密”。写作是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石：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希望的境况是这样的：一、明确地认识到只有我一个，单枪匹马，孤寡无偶，形迹落寞，在种种热闹之外。二、在其实无所作为的地方竹篮打水，倾尽全力。
王：越来越多的作家联手出版社借助网络媒体发表、与读者互动、营销自己的作品。你对新媒体是什么态度？你的作品出版和发表模式是怎样的？你是签约作家吗？
石：我的网络聊天，也仅有一次，是《上海文学》的徐大隆兄策动的，不好不配合，其实我心里是抵触的。我也没有开微博。因我主要是写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的出版行情历来不是太好，出书方面我也没有特别的热情。一般都是姜太公钓鱼，哪个出版社想出我的小说集，我即配合来出，几乎没有主动给出版社投过稿。我是单位的签约作家，三年一签，到期再续。
王：从文学到影视，你跨界创作的体验如何？如何看待文学介入影视？
石：我对电影很有热情，很希望自己的小说经由合适的导演，变为电影。但我只是对电影有强烈兴趣，对电视剧则兴味索然。我和刘苗苗导演合作，写过两个电影文学剧本，都是由我自己的小说改编而来。刘苗苗认为我在写电影剧本方面也是可以胜任的。我很希望我的小说至少有三部有幸拍成小成本电影。我对电影的兴趣，不弱于对小说。但好像我在电影方面的运气比在文学方面差远了。但愿我在电影方面以后也能有好运气。
责任编辑 杨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