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新会计准则实施前的2004年至2006年度报告了三项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投资者保护执行与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它因素的影响后：投资者保护执行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且符号为负；配股政策与扭亏政策对会计政策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而证券市场的ST规定对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 投资者保护执行 监管政策
一、引言
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会计准则体系。在新会计准则体系中，《资产减值》准则由于与国际会计准则有较大的差异，格外引人注目（王建新，2007）。准则赋予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越来越大，其目的是要求企业根据环境的变化探索和选择适宜的会计政策，以保证会计信息的更加真实和公允。而现实经济生活中，很多企业把会计政策选择当作利润操纵的工具，且形式多样、防不胜防，造成极大的危害。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贯穿于企业从会计确认到计量、记录、报告诸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过程，会计的过程其实就是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由于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导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最终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因此研究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可以有效地遏制不正当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本文旨在研究投资者保护执行与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以《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三大减值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存货减值准备以及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为例，选择沪深两市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投资者保护执行情况这一视角研究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对于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问题， 大量学者做过有建设性的研究。蒋义宏、魏刚（1998）， 孙铮、王跃堂（1999），陈小悦、肖星、过晓艳（2000），杜斌等（2002），陆宇建（2002、2003）等学者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配股行为进行过实证研究， 认为不少上市公司存在6 %和10 %现象， 即操纵会计盈余使ROE 达到6 %和10 %以上， 从而获得配股资格。陆建桥（1999） 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摘牌”或被“特别处理”， 存在“重亏现象”和“微利现象”，也就是在亏损年度显著调减盈余; 在亏损前一年和扭亏为盈年度显著调增盈余。王跃堂（2000）以1998 年A股公司三大减值政策（短期投资、存货和长期投资减值） 的选择为例， 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及其经济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选择与未选择三大减值政策的两类公司的特征有系统偏差; 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三大假设”， 而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李增全（2001）对1999 年我国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在未被要求强制执行减值政策时，一般选择不计提或很少计提减值准备。B 股公司中提取减值准备的公司比例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的高于A 股公司中提取减值准备的公司比例。当1999 年上市公司被强制要求执行“四项减值”时，具有扭亏动机、配股动机和临界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少提，具有亏损动机、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司和具有利润平滑动机的公司一般会选择多提。根据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申请增发新股和配股也有连续三年盈利等类似规定。公司为达到配股的条件， 往往利用资产减值会计等手段操纵盈余（陆宇建， 2002）。关于投资者保护与会计政策的选择，相关研究还很少。对上市公司而言，投资者保护执行的越好，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操纵盈余的可能性越小。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投资者保护执行对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影响
假设2：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对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影响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是三项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为了调查企业会计政策的经济动机，必须明确一项会计政策的运用是减少还是增加利润，而存货减值政策、短期投资减值政策和长期投资减值政策的运用必定是减少公司的利润，因此以三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为研究对象。投资者保护执行依据中国证监会要求相继公布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以2004年至2006年沪深两市所有的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在样本的选取中，剔除属于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三项减值准备数据缺失的企业；其他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其中三项减值准备计提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其他数据均来自深圳国泰安数据库（CSMAR），最后得到三年都披露减值准备的公司共1947个样本数据。
（三）变量定义（表1）给出《自查报告》所设定的21个答卷问题及所构建的投资者保护执行指数（ Investor Protection Enforcement Index ，以下简称IP），其方法与沈艺峰（2009）相同。（1）被解释变量。AC：公司计提三项资产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长期投资减值损失）情况. 公司未计提时取0；公司计提三项减值准备时取1。（2）解释变量。IP：投资者保护执行指数；RAC：虚拟变量，当公司有配股倾向时（当年净资产收益率在区间［6%，7%]或［10%，11%]上的公司）取1，否则取0；DL：虚拟变量，当公司有扭亏倾向时（当年净资产收益率在区间［0%，1%]上的公司）取1，否则取0；ST： 虚拟变量，当公司被特别处理时取1，否则取0。（3）控制变量。LEV：负债资本比率，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SIZE：公司规模，公司总资产取对数；AGE：公司上市年限；CFO：每股经营现金流量；ROA：总资产净利润率；AUD：虚拟变量，当年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取1，否则取0；Year：年度哑变量，属于该年度取1，否则取0，回归分析中用year05，year06分别表示会计年度2005与2006年，用于控制外部经济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影响；IND：行业哑变量，按照2001年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进行分类，样本公司共21类，本文以机械、设备、仪表类（C7）作为参照（表2）。
（四）模型建立为了分析投资者保护执行与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借鉴Zmijewski 和Hagerman （1981） 的回归分析模型（下文简称Z ―H模型） 对决定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上述可能影响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各个因素为解释变量，以会计政策选择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分析模型：
AC =α0+α1IP +α2DL +α3RAC +α4ST+α5LEV+α6SIZE +α7AGE +α8ROA +α9CFO+α10 AUD+α11∑YEARt+α12 ∑INDi+∈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从（表3）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三项减值准备计提的均值约为0.7，总体来说公司倾向于提取减值准备，因为计提存货减值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这三项减值会减少企业的利润，因此，对那些已经连续两年亏损的公司为了避免被摘牌的处罚，或许会通过少提或不提减值准备这一会计政策免于处罚。投资者保护执行指数的平均数为14.7，投资者保护执行情况仍不乐观，可以说，我国仍属于投资者保护执行情况较差的国家（陈冬华等，2008；陈信元等，2007；肖珉，2008）。15%的公司为获得配股资格有操纵业绩的倾向；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比例约为88%，而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比例达12%，这可能预示着A股公司在执行会计政策的过程中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二）相关性分析（表4）列出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Pearson相关系数都没有超过0.5，表明共线性的概率较小。另外，投资者保护执行指数与三项减值准备计提（AC）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投资者保护执行的越好，公司计提三项减值准备的可能性越小；证券市场的ST规定和配股政策与三项减值计提呈现负相关，表明被特别处理和有配股倾向的公司倾向于不提三项减值，而有扭亏动机的公司则倾向于计提三项减值以进行“大洗澡”，然后在下一年度将减值准备予以转出，达到扭亏目的；每股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净利率与减值计提显示为负相关，可能是出于利润平滑的动机，即如果公司连续亏损，在连续亏损的第二年可能会做大亏损，使公司在接下来的年度能扭亏为盈；审计意见的相关系数符号为负，即与三项减值计提是负向关系，也就是说，计提三项减值的公司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可能性越小；公司规模、上市年限和负债资本比率与减值计提（AC）呈现正相关关系。
（三）回归分析鉴于因变量为属性变量，应用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分析，（表5）列示了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投资者保护执行对会计政策选择有负面影响，且回归系数在5%水平统计显著，这一结果支持假设1。配股倾向的系数为负号，与会计政策有负面的作用，说明有配股现象的公司执行三大减值政策的可能性更小（王跃堂，2000）；扭亏倾向的系数为正，说明有扭亏倾向的公司倾向于在当年计提减值准备，为以后扭亏做好准备；证券市场的ST规定统计结果是显著的，其符号为负，说明被特别处理的公司倾向于不提减值准备，以免被摘牌处理，这一结果支持假设2。负债资本比率对会计政策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可能说明债务契约对公司的筹资行为还缺乏明显的约束作用，实际上由于债务契约的压力，负债更多的公司可能更加倾向于选择提高公司净利润的会计政策。公司规模对会计政策有显著影响，且符号为正，说明公司规模越大，越倾向于计提三项减值准备。反映公司经营状况的总资产净利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从系数的符号为负号可以发现，经营业绩越差的公司，计提减值的可能性越大，似乎说明这些绩差类公司很可能在利用三大减值政策恶意的做大亏损（big bath）。上市年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公司治理结构，从表中看出其对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影响，符号为正，说明上市年限越久的公司，越倾向于选择计提三项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这证实了经理人员在利用三大减值政策的出台卸掉包袱，当然也不排除经理人员在利用三大减值政策为经营失败寻找借口。审计意见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其系数符号为负，说明越是计提三大减值政策的公司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可能性越小。
（四）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做了以下测试：剔除三倍标准差以外的异常值；用投资者保护实施（自查报告7―19项）作为替代变量衡量投资者保护执行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投资者保护实施与会计政策选择在10%统计水平显著，审计意见与会计政策选择在10%水平上显著，结论与前述基本一致。即投资者保护执行与监管政策对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以2004年至2006年度披露了三项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投资者保护执行以及证券市场监管政策对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保护执行的越好，公司越倾向于选择计提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证券市场的扭亏政策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而证券市场的ST规定对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影响；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对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有监督作用。其政策启示是，政府除了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外，还要加强证监会的监管，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等，这样才能提高监管的水平和效果。本文存在以下局限：由于本文是以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以前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我国新《资产减值》准则第十七条则明确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公司有可能利用2006年大量转回资产减值准备，而在计提时会更加慎重，这可能会给研究结论带来一定的偏差；虽然本文分析了配股政策、扭亏政策与是否被特别处理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还有其他的监管政策并没有在模型中考虑进去。上述局限使得理解本文的研究结论需要谨慎，也是以后研究改进之处。
参考文献：
［1］王跃堂：《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基于沪深股市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0年第12期。
［2］王建新：《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3］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会计研究》1999年第9期。
［4］陈冬华、章铁生、李翔：《法律环境、政府管制与隐性契约》，《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
［5］肖珉：《法的建立、法的实施与权益资本成本》，《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3期。
［6］张然、陆正飞、叶康涛：《会计准则变迁与长期资产减值》，《管理世界》2007年第8期。
［7］王中信、杨德明：《契约视角下会计政策的选择》，《审计研究》2006年第1期。
［8］Booth L.， P. R. Rau， A. Demirguc-Kunt and V.Maksimovic. Capital Struc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Finance， 2001.
［9］Fan J.P.H.,S.Titman and G.Twite.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Capital Structure and Debt Maturity Choices.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2003.
（编辑 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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