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研究委托代理理论与乘务员理论的源起和内容，发现两种理论虽然存在明显差异和本质区别，但博弈分析表明，控制与合作必须配合应用，才能形成最佳配合的公司治理模式。
关键词：委托代理理论 乘务员理论 信息不对称 控制 合作
一、委托代理理论与乘务员理论溯源
(一)委托代理理论溯源20世纪30年代，股份公司在发挥职业经理经营专长的同时，也面临严重的治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委托人和经理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分散的小股东远离公司实际经营，由职业经理或董事会控制，委托人控制假设不复存在，而委托人未能察觉或缺乏有效的管制机制，结果委托人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委托人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严重分歧。美国著名学者贝利和米恩斯(Berle andMeans，1932)在《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中，对委托人主导型企业(O-M：owner-manager)和经理主导型企业(M-M：manager-manager)做了区分，提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理论，为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奠定了基石。股份公司两权分离，形成股东和经理人的信息不对称环境，导致经理人充分拥有实施自利行为的空间，从而损害了股东利益，股东与经理人的矛盾激化。因此委托代理理论先天存在的根源就是解决信息不对称下委托人(所有者)和代理人(经理人)冲突，而这种冲突激化的根源在于经理人利用与委托人信息不对称的经济环境，背离委托人目标，行使自利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是委托代理理论“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背景。另外委托代理理论隐含了基于委托人角度假设，即企业应由委托人控制并按委托人的意志来经营，则表明了公司治理的取向。
(二)乘务员理论溯源20世纪后期公司治理环境极大改善，社会追求和谐以及市场建设发展完善，带动了经理人追求朝高层次化、社会化方向发展。经理人的利益取向与委托人趋于一致。经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冲突得到缓和。在这种背景下，乘务员理论重述经理人和委托人关系，这标志公司治理理论有新发展。乘务员理论是莱克斯・唐纳德(LexDonaldson)和詹姆斯・戴维斯(JanlesH.Davis)1989年在论文《CEO治理与股东报酬：代理理论或乘务员理论》中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创造性地提出的新公司治理理论。1997年两人再次合作，发表论文《基于乘务员理论管理说》。与委托代理理论不同，乘务员理论基本假设是经理人的行为动机与委托人利益一致。即从人性角度强调社会人的本性，认为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代理人和委托人关系并不总是对立的，存在目标和行为的和谐统一，因此委托人不能用控制和监管去约束代理人，而应采用和谐手段激励代理人。乘务员理论考察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委托人和经理人的另外一种情景，即委托人(委托人)和乘务员(经理人)之间的关系。美国的乘务员概念应追溯到他们的英国先辈，作为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当应用于会计领域时，不仅仅是单纯意义的服务者，而且是具有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的社会人。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境下，经理人作为乘务员，有追求利益的动机，但是作为社会人，他有集体主义意识，有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需要，这两种身份在“乘务员”这里得到很好的融合。如果委托人能够沟通和感知经理人的这种背景，那么对经理人实施的治理机制的重点是给予更多的信任、更多的授权、更多的决断力，而不是严格的控制和监督。
二、委托代理理论与乘务员理论的研究内容
(一)研究框架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与乘务员理论，本文设计研究框架如下：
(1)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框架。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框架如下：第一，环境：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与委托人的非合作博弈。第二，理论基础：经济学、财务学及博弈论。第三，目标：激发代理人管理动机，组织运作最大化，实现股东利益。因为经理人利益和委托人利益存在冲突，所以委托人建立严格的控制机制，常用的策略控制、监管、超额薪金计划等，激励相容。第四，假设：经理是经济人，选择代理关系。委托人和经理人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将公司的资产和经营委托给经理人管理，经理人是代理人，为委托人经营公司并领取报酬。委托人和经理人作为两个利益主体，目标和动机存在分歧。委托人追求公司利润和价值最大化，经理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个人效用是指权力、地位、名声、报酬、职业保障、福利等因素构成。经理人行为呈现管理机会主义，委托人设计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并运营这种公司治理体系，经理人激励相容，实现委托人利益。
(2)乘务员理论的研究框架。乘务员理论的基本框架如下：第一，环境：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与乘务员的合作博弈。第二，理论基础：心理学、社会学及博弈论。第三，目标：激发乘务员组织运作最大化，满足股东利益。因为经理人利益和委托人利益具有一致性，所以经理人为组织的、集体的目标而工作，既满足个人需要，又实现股东利益。第四，假设：经理人是社会人，选择乘务员关系。乘务员发现合作比个人主义行为有更大效用，而且这些行为具有理性化。如果委托人发现，经理人动机符合基于乘务员理论的社会人理性，授权型公司治理机制就非常合适。因此，能被信任的乘务员自治既能达到乘务员利益最大化，又能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配备必要的资源以保证消除源于个人主义代理行为的组织行为，乘务员就能被激发采取和组织目标一致的行为。所以，委托人乘务员关系下，委托人采用严格的控制机制可能产生无效生产，因为他破坏了乘务员有组织的行为，降低了他的行为动机。
(二)内容比较下面将委托代理理论和乘务员理论进行比较分析。见(表1)。(1)理论研究比较。从理论基础研究，两者都是在信息不对称下展开的研究，而且都以委托人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实现的目标都是公司利益最大化，但是两者选择研究角度的差异，导致博弈方式存在差异。张维迎(2005)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指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主要区别在于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当事人能否达成―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bindingagreement)。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即每个参与者都选择自己的最优决策。而且，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强调的是效率(efficiency)公正(fairness)、公平(equality)。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根据以上分析判断，经济学视角的委托人和经理人博弈是非合作博弈，心理学、社会学的委托人和经理人博弈是合作博弈。(2)治理方法比较。从治理方法研究，基于经理人的不同假设和行为方式，代理理论下委托人厌恶风险，会采用严格组织控制、监督、激励的方式约束代理人的利己主义、管理机会主义，以实现公司目标；而乘务员理论下委托人喜好风险，会采用授权、激励的方式认同经理人的集体主义，以实现公司目标。(3)心理机制比较。从心理机制研究，经理人的心理决定了行为方式。由于经理人的利益目标与委托人目标具有一致可能性，因此经理人的行为可能倾向个人主义和非合作。也可能倾向于集体主义和合作。对经理人需求动机的选 择，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知人善用，当董事会聘任经理人时，必须根据委托人目标、公司的经营环境以及经理人的需求动机，如委托代理关系或乘务员关系，甄别和选聘心理动机及需求层次贴近的人才，适当授权与激励。(4)制度环境比较。从制度环境研究，不同倾向的委托人和经理人关系，管理制度设计的差异显著，如(表1)分析。“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诺斯，1994)。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约束个人的偏好和目的，所以公司制度的倾向性反映公司治理的文化氛围、激励方向和控制程度。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关注利他主义，但是并没有超越其功利主义本质”(吕中楼，2005)，说明无论哪种委托人和经理人关系，公司制度都必须考虑经理人个人主义的背景，只有满足了经理人的基本需求，才能激发其更高的价值观，尽管其目标价值观存在显著的差异。(表1)从四个方面研究了两种治理理论的差异性。然而，经理人目标、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并非一成不变，社会环境、文化知识、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等时刻影响着经理人需求动机，使其呈现多样性、跳跃性和调整性，“在复杂的公司治理实践中，也许并不存在占绝对优势的理论，某一理论的优势可能只是相对于具体的条件而言。因此，解决复杂的公司治理实践问题关键是找到适合于理论的条件”(张辉华等，2005)，经理人和委托人之间关系选择遵循双向选择原则。所以公司治理及其管理的关键是委托人如何判定双方关系，设计恰当的管理体制和激励合同，以此整合经理人与委托人的目标。
三、委托代理理论与乘务员理论之博弈分析
(一)博奕中的成本分析通过(表1)比较发现，在公司治理中由于两种理论的出发点不同。委托人和经理人之间采取的策略大相径庭。实践中，委托人与经理人相互观察对方所选择的类型，来判断自己的类型，即委托人或经理人选择作为乘务员关系还是代理人关系。如何选择，取决于双方的心理动机和对环境的感知；行为战略的差异导致治理效果的差异。信息不对称下，委托代理理论符合非合作博弈原理，而乘务员理论符合合作博弈原理。委托人和经理人博弈中主要涉及两项成本分析：授权成本与控制成本。授权成本是指委托人因授予经理人决策权和判断权而产生的成本以及机会损失。如委托人高度授权后，经理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委托人和公司利益受到损失。控制成本是指委托人设计和运营公司制度而需要承担的成本以及最终无法避免的剩余损失。詹森(1976)将它分为委托人监督成本、对经理人的激励成本及委托人的剩余损失。威廉姆森(1975)指出，它还包括委托人由于预计到事后会出现控制成本，可能事先不愿投资，从而使实际发生的投资小于价值最大状态下的投资而产生的效率损失。如果委托人发现经理人具有团体理性，双向博弈时，容易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binding agreement)，把经理人个人追求和公司利益结合起来，给予经理人更多的权利和判断力，就能最大化实现公司的利益，因此乘务员关系下授权成本高、控制成本低。委托人和经理人双向博弈具体分析见(表2)。
(二)博奕结果分析(表2)中，如果委托人选择代理关系时，实施严格地监管、控制，为此耗费的成本高，授权成本低；如果委托人选择乘务员关系时，监管、控制人性化。充分授权经理人，控制成本低，但是授权成本高；而经理人如果选择代理关系，体现机会主义理性；如果选择乘务员关系，体现集体主义理性。所以双方互相感知对方信息，博弈的结果如(图1)所示。如果委托人和经理人都选择代理关系时，行为方式吻合，委托人通过高的监管成本抑制了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授权成本低，从而实现了公司目标，见曲线①；如果委托人和经理人都选择乘务员关系时，行为方式吻合，委托人给予经理人高度的授权和决策，授权成本高、控制成本低，公司目标实现，见曲线②；如果当委托人和经理人的选择错位时，选择乘务员的一方因失落而背离对方，公司的目标不能实现，见曲线③、④。两种理论的博弈分析如(图1)所示。(图1)充分反映了控制成本和授权成本的变动趋势和相互关系，配比的委托人和经理人关系，授权成本和控制成本应是此增彼长型的，结果两者平均成本基本呈直线状态，博弈的均衡优化解是①②以及直线上的各个配合解。诚如张辉华(2005)等提出在公司治理中应将代理理论所提倡的控制和乘务员理论所提倡的合作予以整合，在控制和合作中实现合理平衡。所以信息不对称的双方应尽可能地准确判断对方选择，通过把握委托人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选择，把代理理论和乘务员理论整合到一个分析框架，从而形成最佳配合的公司治理模式。
(编辑 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