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1-12-20 作者简介：刘人锋（1972-），女，湖南宁乡人，湖南女子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与女性教育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长沙,410004。
摘要：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刊物《天义报》于1907年6月10日由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在东京创办，是一份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宣传妇女解放思想的刊物。《天义报》主张男女革命，绝对平等；主张破坏一切现有制度，实行无政府主义。
关键词：无政府主义；《天义报》；男女革命；绝对平等
中图分类号：K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2-0150-05
一、无政府主义思潮与《天义报》的创办
讲《天义报》就必须先讲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最初是宣传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活动，这与拒俄事件和“《苏报》案”后大批知识分子走上反清革命道路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宣传以暗杀作为反清重要手段。在日本和国内出版的《湖北学生界》、《浙江潮》、《苏报》、《新湖南》等刊物都对俄国虚无党热情歌颂，鼓励人们从事反清活动。虚无党的哲学就是“无政府哲学”，马叙伦、张继、蔡元培、廖仲恺等都对无政府主义思想作过介绍与宣传。在1907年以前，虽然不少知识分子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真正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很少,真正把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系统加以介绍、宣传，是从1907年开始的。
二十世纪初，恩格斯逝世以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占优势地位的是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左”的形式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了原先在国内就已经沾染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又在此时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张继、章太炎、刘师培与何震夫妇和日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接触后，很快就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留日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世界固有之社会，均属于阶级制度，合无量不公不平之习惯相积而成，故无论其变迁之若何，均含有不平之性质。非破坏固有之社会，决不能扫除阶级，使之尽合于公。”在世界固有阶级中，以男女阶级为最严；在世界各国中，又以中国的男女最不平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是破坏社会固有阶级的障碍，所以若要破坏社会固有的阶级，必须先从破坏男女之间的阶级开始。“居今日之世界，非尽破固有之阶级，不得使之反于公；居今日之中国，非男女革命与种族革命、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 ［1］由何震出面成立的女子复权会，其宗旨是“竭尽对妇女界之天职，力挽数千年重男轻女之颓风。”女子复权的办法分为对女界的办法和对世界的办法：对女界的办法是“以暴力制服男子”，“对甘受压抑之女子寄予关切”。对世界的办法是“以暴力摧毁社会”，“反对统治者和资本家”。 ［2］
女子复权会是一个政治性的学术团体，以争女权、变革社会为目的，认为种族、政治、经济革命，为人民天赋之权，而当时的中国，非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不可。为了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1907年6月10日女子复权会在东京创办《天义报》作为机关报，“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故名曰《天义报》。”［3］《天义报》的发起人为陆恢权、周怒涛、何震、张旭、徐亚尊、殷震，实际主要负责人为刘师培，他在《天义报》上发表了许多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文章，是《天义报》最主要的撰稿人。
与此同时，同盟会内部发生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刘师培要求借此改组同盟会，遭到黄兴、刘揆一的反对而失败。8月，刘师培与张继模仿日本无政府主义组织“金曜（星期五）演讲会”的形式，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后改名为“齐民社”）。在发起广告中称：“近岁以来，社会主义盛行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渐知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可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鉴于此，又慨社会主义之不明，拟搜集东西前哲各学术，参考互验，发挥光大，以饷吾国民。复虑此主义之不能普及也，援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以讨论斯旨。”［4］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讲习”就是宣传。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宗旨是“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主义为目的”，认为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打算在“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决不欲于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5］
社会主义讲习会成立后，从第8、9、10期合刊开始，《天义报》成为社会主义讲习会与女子复权会共同的机关报，宗旨也改为“破除国界、种界，实行世界主义；抵抗世界一切之强权；颠覆一切现近之人治；实行共产制度；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6］何震明确表示她“于一切学术，均甚怀疑，惟迷信无政府主义，故创办天义报，一面言男女平等，一面言无政府。”在她看来无政府主义与争取男女平等之间是包涵与被包涵的关系。“无政府之目的，在于人类平等及人无特权。若男女平等，亦系人类平等之一端，女子争平等，亦系抵抗特权之一端，并非二主义相背也。”［7］此时的《天义报》更加明确了以无政府主义作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指导理论。
1908年1月，张继因为参加日本无政府主义组织金曜（星期五）讲习会的第20次会议而被日本警方追捕，逃往巴黎。为了避免日本政府的注意，1908年3月15日《天义报》在出版了第16、17、18、19四期的合刊后停刊了。
二、男女革命，绝对平等
基于无政府主义人人绝对平等的主张，《天义报》特别重视妇女解放。何震说，“数千年之世界，人治之世界也，阶级制度之世界也，故世界为男子专有之世界。今欲矫其弊，必尽废人治，实行人类平等，使世界为男女共有之世界。” 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必自女子解放始”。［8］社会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一切社会问题也都是由男人和女人而产生的，而在所有的社会问题里，男女之间的界限最森严，不平等最恶劣，所以要解决社会问题，打破阶级制度，首先必须打破男女之间的阶级。
《天义报》把女子反抗男权统治提到革命的高度，认为男女之间是彻底的敌对关系，“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女子一日不与男子平等，则此恨终不磨”，［9］由此何震提出“女子复仇”论。“今男子之于女子也，既无一而非虐，则女子之于男子也，亦无一而非仇。”［10］既然男女之间是仇敌的关系，那么妇女要争平等权，就不能用温和的手段，必须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即暴力的方式。“女界欲求平等，非徒用抵制之策已也，必以暴力强制男子，使彼不得不与己平”。［11］把男子一律看成女子的敌人，提出“复仇”论、“暴力”论，这是十分偏激的。男权的形成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把男子看成女子的敌人，认为妇女地位卑下完全是由男子造成的，这并没有找到女权丧失的根本原因。在妇女解放自己的力量十分弱小的时候，完全排斥男子的参与，并且无视中国近代妇女的解放实应归根于部分先进男性的倡导，这无助于妇女解放。
作为无政府主义刊物，人人绝对平等是《天义报》的主要宣传内容。“平等者，权利义务无复差别之谓也；独立者，不役他人不倚他人之谓也；自由者，不受制于人不受役于人之谓也。”平等、独立与自由是天赋予人的三种权利，三者之中，“独立、自由二权，以个人为本位，而平等之权必合人类全体而后见，故为人类全体谋幸福，当以平等之权为尤重。”［12］由此刘师培提出人类均力说，即“人人不倚他人”、“人人不受役于人”，做到“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来实现他人人绝对平等的主张。何震对此极力推崇，她认为均力主义与男女平等“相表里”，自古以来重男轻女原因就在于女子所尽的职务不如男子，如果实行人人均力，那么重男轻女之说将“无自而生”。［13］
从无政府主义人人绝对平等的观点出发，《天义报》所主张的男女平等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平等。“无论男女，均与以相当之教养，相当之权利，使女子不致下于男，男子不能加于女，男对于女若何，即女对于男亦若何。如有女下男而男加女者，则女界共起而诛之，务使相平而后已。” ［14］在男女婚姻关系上，何震偏激地主张“以初婚之男配初婚之女，男子再娶，只能娶再婚之妇；女子再嫁，也只能嫁再婚之男”。［15］对这一点，就连深深影响了刘师培、何震的幸德秋水都不赞成，他在致何震的信中说“夫妇关系之第一要件在于男女相恋相爱之情，纵令初婚之夫妇，心中无相恋相爱之情，则固有妨于夫妇之道。又令再婚之男与初婚之女，真克爱恋和谐，何害其为夫妇乎？而贵嬢必欲使初婚之男女、再婚之男女相互配合，能无仍为古来贞女不事二夫之陋道德所染乎？”对此，何震表示幸德秋水在于“实行人类完全之自由”，而她意在“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16］
《天义报》所言的人人平等在于男女每一个人之间。刘师培说无政府主义旨在“实行人类天然的平等，消灭人为的不平等，颠复一切统治之机关，破除一切阶级社会及分业社会，合全世界之民为一大群，以谋人类完全之幸福。”［17］尊卑、贵贱、贫富这些人为的不平等现象，不仅存在于男女之间，也存在于女子之间，“贫者受制于富，卑者受制于尊，而富者之于贫，尊者之于卑，待遇之酷遂暗无天日，使颠连无告之女子，不惟受制于男，亦且受制于女”，导致中国女子所处的社会是“世界最惨之社会”。［18］无政府主义的平等观是“非惟使男子不压抑女子也，欲使男子不受制于男，女子不受制于女”，［19］若要争取完全的女权，真正实现人人绝对平等，既排斥男子对于女子施加强权，也反抗女子对于女子施加强权。
三、破坏一切现有制度，实行无政府主义
《天义报》多方探讨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多方探索妇女解放的途径。首先从文化上追溯男尊女卑的根源。秦汉以来，我国文化以儒家学术为正宗，而“儒家之学术以重男轻女标其宗”，［20］所以首先就要废除儒学，从思想上拔本塞源，从文化上正本清源。
何震指责儒家思想对妇女精神的禁锢，“苟有利于男子，不惜曲词附会以济其私。其始也，立夫为妻纲之说，一若天之生人，厚于男而薄于女，欲伸男子之权，则以女子为附属于男。又虑女子不甘附属也，则倡服从之说，并责女子以从一而终。然犹虑女子之抵抗也，则使之有义务而无权利，制其去留，以防禁女子之改适，禁其相妒，以维持一己之多妻，复立为妻妾之名，使女子互相受制。由是遇之则薄，视之则卑，孰非受学术之影响者耶？”一夫多妻、贞节烈孝都是由于儒家的倡导，几千年来死于儒学毒害的妇女不知有多少，由此何震认为“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21］
儒家学术固然可恨，然而如果一个女子，不但屈从儒学，而且充当宣扬儒学的帮凶，那就可恨至极了。对此，何震以激烈的言辞痛斥班昭及其《女诫》，直呼其为“班贼”。“班贼身为女子，竟惑于儒家之邪说，自戕同类，以贻女界之羞，作男子之奴隶，为女子之大贼，女界而有此人，盖不啻汉人中之有曾国藩也。”班昭及其《女诫》的祸害，一在于“后世之男子，利用其说，即执女子所倡之说，制女子之身，是犹满洲执孔孟之礼法以压汉人也。”二在于“后世女权之不伸，由于为女子者悉诵班贼之书，以先入之言为主”当然何震也认识到，班昭之为《女诫》，根源在于她也是儒学的受害者：“而班贼之为此言，又由于笃守儒书，以先入之言为主，则班贼之罪，又儒家有以启之也。”总之，作为男权统治思想支柱的儒家学术是男尊女卑的罪魁祸首，“非扫荡儒书之邪说，则真理无昌明之期。”［22］废儒学成为妇女解放的首要任务。
儒学是男尊女卑的思想支撑，思想既倒，那么依思想建立起来的制度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例如婚姻制度， “婚姻者，其周围恒受抑制者也。观其习俗，则不啻卖淫之男女耳！其与娼妇相异者，则以彼犹商品，恒由时间以定其卖身之金，此则与奴隶相同，乃永卖其身者也。”不仅以娼妓、奴隶来喻结婚者，而且进一步揭示婚姻制度的实质与虚伪性。“虽结婚由于男女间之取悦，实则均由经济之关系而生耳！无异雇主之于工人也。”即使取悦在婚姻中具有先决性，但它还是敌不过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所以夫妇之间“犹佣主被佣人之间，其劳动契约，由表面观之，亦由两者之相愿而成，然其所谓相愿者，不过法律纸上对等之文耳！”由经济关系决定的婚姻是虚伪的。“虽有最进步之法律，以表示形式上两者之合意，然其生活之状态如何，固非法律家所知也。故仅由简单之法律，以证明其两者之合意，其合意之证，果何在乎？”［23］法律上的婚制是虚伪的，虚伪的婚制当然应该废除。
在儒家的三纲之中首先应当废除“夫妇一伦”，它是“奇毒殊药炼冶利刃而神屠杀之用也”。夫妇关系的存在实为“不平等之牢狱”，“束缚人之酷刑”，不但“丈夫有妻，豪气销磨，终身累赘”，而且由于夫妇之间，夫为有权力者，妇为受压服者，丈夫于是压制妻子，“由此起点，而扶阳抑阴之说，造为国魂，直鄙妇人为无用物。女权黑暗，实厉之阶。”［24］总之由于婚姻制度的存在，直接造成男尊女卑，造成女权的失落。
婚姻制度当废，家庭当然不例外。汉一称家庭为“万恶之首”，他历数家庭的种种罪恶：“自有家而后人各自私；自有家而后女子日受男子羁縻；自有家而后无益有损之琐事因是丛生；自有家而后世界公共之人类，乃得私于一人；自有家而后世界公共之婴孩，乃使女子一人肩其任。”家庭是罪恶的渊薮，尤其从女子一方来说，家为男子提供了压迫、凌虐女子的凭借，“男子之纵欲者，必聚女子于牢笼，而强之为妾媵，供其淫欲”。依照无政府主义人人绝对平等的理想，今后“断无强女子守家之理，亦无用奴婢守家之理”，何况待无政府主义实现后，“人生逆旅，无往非家”，家庭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现在家庭不应存在，以后家庭不必存在，一言以蔽之，只有废除家庭，才能人人绝对平等，也才能实现男女平等，“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25］
儒学、婚制与家庭都是人为的，废除它们实际就是废除人治。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是人治的历史，种种不平等制度均由人治而生。何震说，“人治一日不废，权力所在之地，即压制所生之地也。”对于当时的世界妇女争取参政权，何震不以为然。从实行普选制的国家来看，议员都是有钱人，即使女子获得了参政权，那也只是一些有钱的女子，并不能使所有女子获得参政权。如果说有握权的男子就必须有掌权的女子，那么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中国女皇武则天，都是掌握国家权力的女子，但她们并没有改变女子卑下的地位。故何震认为以“少数女子握权，决不足以救多数女子”，而且“以少数参政之女子，处于主治之位，使多数无权之女子，受其统治，不独男女不平等，即女界之中，亦生不平等之阶级。”［26］
少数女子获得参政权，不但无助于妇女解放，反而会加大解放的阻力，所以妇女谋求解放并不在于争获参政权，而在于 “实行共产”，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妇女“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人治一推翻，男子就会丧失特权，女子则获得失去的权利，这样才会男女平权。何震号召有志妇女解放事业的女子“由运动政府之心，易为废灭政府之心。”［27］
何震的长篇连载论文《女子解放问题》，专论妇女解放的诸多方面，作为《天义报》主要的负责人和撰稿人之一，她的观点不仅代表她本人，也代表了《天义报》。她认为妇女的解放应当自己去争取，由于女子主动争取的少，而由男子给予的多，结果造成“女子所得之利益，不若男子所得之巨”。何震挖掘男子提倡妇女解放的原因在于求名、求利、求自逸，归根结底是由于男子“自私自利，名曰助女子以独立，导女子以文明，然与女子以解放之空名，而使女子日趋于劳苦。”妇女如果真要获得解放，“必由女子之自求，决不以解放望之男子”，［28］否则就被男子所利用，最终成为他们附属物。妇女的解放固然应当主要由女性自身来争取，但是不能完全离开男性的参与，将男子排斥在外，等于将本来森严的男女阶级置于更加对立的情势，更加不利于妇女的解放。何况，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女性的解放亦有利于男性的发展。
《天义报》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期刊，更是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妇女刊物，虽然存在的时间不足一年，但在晚清妇女报刊中期号最多，尽管大多为合刊。《天义报》激进的政治倾向与强烈的理论色彩，使它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报刊中独树一帜。它始终把妇女问题作为刊物的主要内容之一，用大量的事实材料，揭露中国妇女所受的种种压迫，控诉她们的悲惨遭遇，抨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呼唤妇女的觉醒，并立足无政府主义关于人人绝对平等的观念，提出女子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权利的要求。虽然有的因过于偏激而不可能实现，如绝对的个人平等和自由，废除一切权力与政府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有些见解确实深刻、独特，对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不无启发意义，由此带来它在妇女报刊史和妇女运动史上都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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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震述：《女子解放问题》，《天义报》1907年第7期，第12、14页。
［9］［11］［15］何震：《女子宣布书》，《天义报》1907年第1期，第12、1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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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申叔（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天义报》1907年第4期，第2、4页。
［13］申叔（刘师培）：《人类均力说》，《天义报》1907年第3期，第3页。
［18］震述：《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天义报》1908年第15期，第7页。
［19］［26］ ［27］震述：《女子解放问题（连载）》，《天义报》1907年第8、9、10期合刊，第16、18、17页。
［20］［21］［22］震述：《女子复仇论（其一）》，《天义报》1907年第3期，第5、8、7页。
［23］志达：《女子问题研究（因格尔斯学说） 》，《天义报》1908年第16-19期合刊，第33页。
［24］高亚宾：《废纲篇》，《天义报》1907年第11、12期合刊，第38页。
［25］汉一：《毁家论》，《天义报》1907年第4期，第40页。
(编校：龙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