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岩，赵培坊，孙云涵
(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生态位是生态学中一个抽象但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Whittaker[1]提出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和空间的位置及其技能关系。生态位概念应用于社会科学中，在经济学领域，产生了商业生态位、服务业生态位、旅游业生态位等一系列概念。Michael 和Hannan[2]首次将生态位概念与商业相结合，衡量了企业在商业生态系统中占据的多维资源空间特征，描绘了企业在商业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和利用资源的能力。运用于商业领域研究时，生态位理论关注的重点不是商业这一产业的进化与演进，而是商业与其他产业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以及相互作用。商业作为整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有效的策略调整提升商业生态位，促进商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合作，保持经济稳定发展。谭蔡林和乔晗[3]通过商业生态位理论，测度了中小企业商业模式生态位，促使企业认识到自身问题，并指出其相对位置的调整和转变路径，促进企业商业生态位提升。胡保亮等[4]基于商业生态系统中推进商业模式创新的现实需要，对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企业在商业生态系统中的演进进行了探究，验证了商业生态系统演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对商业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 年)》指出，我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失衡已经初步展现，并且呈现出自东向西逐级减弱的特点。数字经济排名前五位的省份均来自东部地区，末位省份则集中于中西部地区，东西部差距正在拉大。“数字经济”凭借新兴信息技术的力量，不仅改变了商业业务流程，而且改变了产品、服务的创造和营销方式，成为提振经济的新动力[5]。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6]。数字经济继2017 年、2019 年、2020 年后，于2021 年被第四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2017 年的“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到2019 年的“壮大数字经济”，2020 年的“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再到“十四五”规划的“建设数字中国”，可谓一步一个台阶，充分表明我国政府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决心[7]。蓝庆新和窦凯[8]指出，数字经济通过产业和社会发展领域地融合，直接促进了共享时代经济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郑磊[9]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数字技术应用的全部经济活动。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目前在学术界，数字经济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互联网经济和共享经济，在商业模式中主要讨论互联网平台经济。
商业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数字技术的进步与创新为商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为商业市场中的匹配提供了优化路径，互联网催生的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模式，能够高效率匹配供需双方，降低供需缺口，提高匹配效率。本文拟通过应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商业综合生态位的具体路径，为制定提升商业综合生态位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一)商业生态位综合评价指标
1.评价指标体系确定
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生态位概念有三个:一是Grinnell[10]的“空间生态位”，指被一种或一个亚种占据的最后分布单位；
二是Elton[11]的“功能生态位”，指一种动物的生态位表明它在生物环境中的地位以及其与食物和天敌的关系；
三是Huthinson[12]的“多维超体积生态位”，认为生态位是种群在以环境资源或环境条件梯度为坐标建立起来的多维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其中，哈钦森提出的“多维超体积生态位”强调从因素、空间对生态位进行量化，将生态位的经济因素与社会环境因素结合起来，对生态位衡量更为具体，这种指标构建方法被大部分学者采纳。如李淑娟和陈静[13]基于山东17 地市的数据，建立了资源维、市场维、社会经济维和环境维四个维度的生态位测度体系，用于探讨山东各城市的旅游生态位演变和各城市旅游生态位变迁的内因。孙丽文和李跃[14]运用京津冀地区的相关数据，借由创新群体、效率、资源、潜力、活力和创新环境等多层次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了生态位适宜度等评价指标体系，从生态适宜度视角进行生态进化动量分析。石博和田红娜[15]采用家电企业数据，多层面地构建了包括态层面、目标层、势层面等绿色工艺创新生态位态势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家电绿色工艺创新的主要路径。商业作为一个庞大且复杂的产业，它的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商业生态位评价指标的构建要具备完整性。本文根据哈钦森的多维超体积生态理论，从基础生态、规模生态和结构生态视角分解构建商业生态位的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全国30 个省(区、市)(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不完整，故将其剔除；
不包括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下同)2009 年至2018 年的数据，构建商业综合生态位评价体系，从基础生态位、规模生态位以及结构生态位三个层面来研究数字经济影响生态位的机理。其中，基础生态位下包含三个指标，规模生态位下包含五个指标，结构生态位下包含三个指标，见表1。
表1 商业综合生态位评价指标
从表1 可以看出:基础生态位主要反映区域的商业基础；
规模生态位主要是绝对指标，反映商业的规模发展情况；
结构生态位主要是相对指标，反映对商业在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代表商业在经济中的深化及发展潜力。
2.数据来源以及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8)《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2009—2018)、EPS 全球统计数据库，采用熵值法计算各个省份商业综合生态位的得分。
本文所涉及的衡量指标均为正向指标，首先，标准化原始数据:
为方便起见，仍记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为Xθij，表示第θ年省份i的第j个指标值。
其次，计算各项指标比重:
根据比重计算各项指标的信息熵:
使用熵值法确定权重:
最终，计算综合得分:
此处，Si即为商业综合生态位的最终得分。
(二)商业生态位发展的相对差异性
泰尔指数是泰尔于1967 年提出用于研究国家收入差异的指标，由于其具有可分解性的优点，被广泛运用于地区差异研究。为准确反映我国区域商业综合生态位发展的差异程度，这里采用泰尔指数测度我国区域之间商业综合生态位的发展差异。
按照三区域划分标准划分地区为东、中、西部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 个省(区、市)；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10 个省(区、市)；
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重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 个省(区、市)。。根据2009 年至2018 年30 个省(区、市)商业综合生态位得分，计算泰尔指数，直观描述了区域间与区域内两类泰尔指数的演变态势。
由图1，区域间商业综合生态位得分泰尔指数最大值(0.096 68)出现在2010 年，最小值(0.071 97)出现在2017 年；
区域内商业综合生态位得分泰尔指数最大值(0.096 25)出现在2009 年，最小值(0.060 60)出现在2013 年。同时，2010 年至2018 年区域间的商业综合生态位泰尔指数均大于区域内的商业综合生态位得分泰尔指数，这意味着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商业生态位不平衡超过于区域内部商业发展的不平衡性。
图1 2009—2018 年东、中、西部组间及组内泰尔指数
按照东、中、西部三区划分，分别测算三区的商业综合生态位得分泰尔指数，所得具体数值如表2 所示。
表2 按三区划分商业综合生态位得分泰尔指数
由表2，东部地区商业综合生态位得分泰尔指数最大值(0.097 89)出现在2009 年，最小值(0.075 89)出现在2013 年；
中部地区商业综合生态位得分泰尔指数最大值(0.032 50)出现在2018 年，最小值(0.019 78)出现在2009 年；
西部地区商业综合生态位得分泰尔指数最大值(0.082 83)出现在2018 年，最小值(0.053 75)出现在2016 年。从东中西部三区的泰尔指数实际数值来看，东部地区泰尔指数值最大，中部地区值最小，东部地区商业综合生态位差异大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东部区域的商业发展更具有不平衡性。
(三)商业生态位发展的绝对差异性
通过观察商业生态位的绝对差异，可以显示出数字经济与商业生态位的关联性。将2009 年、2012 年、2015 年以及2018 年的商业生态位得分排序，得到表3。由表3 可得，2009 年商业综合生态位发展最好的省份为浙江省，发展最差的省份为海南省，得分差值为0.267；
2012 年商业综合生态位发展最好的是上海市，发展最差的是青海省，二者商业综合生态位的得分差值为0.412；
2015 年商业综合生态位发展最好的省份是江苏省，商业综合生态位发展最差的省份是青海省，两个省份之间的得分差值为0.466；
2018 年商业综合生态位发展最好的省份是江苏省，发展最差的省份是青海省，二者综合商业生态位得分差值为0.583。2009 年至2018年数据表明，我国30 省市自治区的商业综合生态位有着整体的提升，但随着商业生态位的发展，省域之间商业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表3 2009、2012、2015、2018 年商业综合生态位得分前三名和后三名
为进一步了解数字经济与商业生态位进步之间的具体联系，以及数字经济对商业生态位的影响路径，利用生态位指标体系分别对商业综合生态位得分、商业基础生态位得分、商业规模生态位得分进行测度，并对数字经济影响商业结构生态位得分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探究商业生态位提升原因。
(一)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商业生态位的发展水平(Scoreit)。采用哈钦森的“多维超体积生态位”理论观点，从基础生态位、规模生态位以及结构生态位三个层次构建商业生态位综合评价体系。
(二)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t)。由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并没有明确的指标，大多数学者采用多层次指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测体系。如张雪玲和吴恬恬[16]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和数字化产业变革三个层面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数据的可得性，参考张雪玲的数据构建方法，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以及数字技术科研创新水平三个层面综合分析得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得分矩阵。
(三)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有地区人力资本水平(humit)、人口密度(popit)、交通条件(higit)、政府干预(finit)以及外商投资水平(fdiit)。
1.地区人力资本水平(humit)。卢福财和徐远彬[17]认为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会对商业发展进程产生影响，主要是为地区的商业发展提供新知识、新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水平，提高劳动力素质与熟练程度。本文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用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总数衡量。
2.人口密度(popit)。人口密度对于商业生态位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地区人口密度高表明该地区适宜人类居住与经济的发展，可以给商业带来旺盛的消费需求，促进商业规模扩大和产业结构改变，从而提升商业综合生态位；
另一方面，地区人口密度高给地区资源带来压力，资源压力与环境约束阻碍商业综合生态位提升，如昂贵的土地租金等，这都不利于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不利于商业规模扩大以及商业综合生态位提升[18]。
3.交通条件(hitit)。交通条件对于商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便利的交通有利于产品运输与销售，扩大产品销售范围，促进对外交流，从而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管理水平。本文选用高速公路密度来衡量地区交通条件。
4.政府干预(finit)。政府干预会影响到一个地区的居民消费能力、生产要素流动速度以及信息交流速度，进而影响该地区商业发展，因此应该选取政府干预作为控制变量之一。政府干预采用财政支出与该地区的GDP 比值衡量。
5.外商投资(fdiit)。Fernandes 等[19]曾针对智利的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外商投资通过增加中间产品的供给从而使参与方获得技术进步。胡锡琴和张红伟[20]强调FDI 既具有推动经济增长“量”的作用，也有因为技术外溢效应，间接提升我国服务业生产率等“质”的效果。因此，选择外商投资水平来衡量外商投资。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
表4 描述性统计
(一)数字经济对商业总体生态位的影响
1.计量模型的构建
选取地区商业生态位综合得分(Scoreit)作为被解释变量，取数字综合得分(digit)作为解释变量，取地区人力资本水平(humit)、人口密度(popit)、交通运输条件(higit)、财政支持(finit)以及外商投资水平(fdiit)作为控制变量，μit为随机误差项，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为解决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具体模型如下:
2.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商业综合生态位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总体商业生态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数字经济的确可以提升商业生态位。另外，人力资本、交通运输建设以及外商投资对商业综合生态位提升都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从机理上分析，主要是人力资本集聚提升了商业质量；
交通发展提高了商业便利性；
外商投资引入了商业新模式，扩大商业规模并促进了商业创新。此外，人口密度对商业综合生态位发展也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集中会形成强大的购买力，获得商业规模扩大的基础性条件，提升了商业综合生态位。但是，地方政府干预阻碍了商业竞争，这导致难以形成商业规模和品质，对于商业生态位的提升无实际作用。
(二)数字经济对商业生态位结构的影响
为进一步了解数字经济对于商业综合生态位的作用机理，分别探究数字经济对基础生态位、规模生态位、结构生态位结构性影响。
1.数字经济对商业基础生态位的影响分析
选取地区商业基础生态位得分(Bascit)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商业基础生态位得分替代公式(6)中的商业综合生态位得分并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6。
表6 商业基础生态位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商业基础生态位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作用机理上看，数字经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便利性，直接促进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总体消费水平的提升。数字经济作为虚拟经济，依托居民收入、消费能力等，提升了经济运转效率；
人力资本、财政支持以及外商投资作为生产要素，提升了商业基础生态位，正向影响显著；
人口密度从商业基础上形成旺盛的消费需求，推动消费增长，带动商业蓬勃发展，进一步提高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提升商业基础生态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交通运输建设提高了要素流动便利性，对商业基础生态位发展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总体来看，数字经济提升了所在区域的商业基础，扩大了商业发展空间。
2.对商业规模生态位的影响分析
选择商业规模生态位得分(Scscit) 分析商业规模生态位，用商业规模生态位得分替代公式(6)中的商业综合生态位得分并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7。
表7 商业规模生态位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建设对于商业规模生态位的发展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经济节约了交易费用，提升了企业的协调能力，同传统产业相比，具有明显的生态优势，可以提升商业的规模，进而提高商业生态位。人力资本、外商投资从实体要素方面扩大了商业企业的规模，对于商业规模生态位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密度促进了消费集聚，使消费规模扩大，一方面会促进产业升级与转换，有利于服务规模经济形成，降低了消费服务成本，促进商业规模生态位水平提升；
但另一方面又形成“拥挤效应”，过高的人口密度会对当地资源造成压力，致使租金、厂房等价格上升，对商业规模生态位产生负面影响。人口密度对商业规模生态位发展的作用结果取决于上述两种影响的相对强度大小。
3.对商业结构生态位的影响分析
选择商业结构生态位得分(Stscit) 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商业结构生态位得分替代公式(6)中的商业综合生态位得分并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见表8。
表8 商业结构生态位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商业的结构生态位影响并不显著，可以看出与控制变量有一定的关系。数字经济必须依托于实际要素才能起作用，但是实际要素中的投资程度、结构关系等，会影响数字经济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从结构生态位来看，不能完全否认数字经济没有影响，只能说明控制变量的配置不能证明数字经济发挥作用。人口密度、财政支持对于商业结构生态位的发展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密度集聚了消费需求，有利于推进产业商业化；
财政支持促进商业生态的完善，增加商业就业占比。外商投资对于商业结构生态位的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外商投资的专用性不利于国内商业结构性生态的完善导致的。外商一般注意渠道控制和高利润商业的发展，对能够推进商业就业占比增加的商业亲和性(比如网点布局的增加)影响不大。
(一)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目前数字经济对商业生态位影响还局限于规模扩张。从基础生态位来看，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商业综合生态位的提升有十分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扩大地区商业规模。数字经济为传统的商业生产交易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促使传统的生产交易以及组织方式发生转变，提高商业生产交易过程中的技术含量，有助于商业生态环境的改善；
数字经济与传统商业结合，加快了新模式新业态的产生，使得商业系统趋向于复杂化、完善化。商业作为一个信息交流频繁、需求变换迅速的产业，通过数字基建建设可以提供远程服务能力，可以加快信息交流与信息共享，降低信息成本进而降低企业生产交易成本，为商业生态位的提升提供便利。但是，结构生态位往往可以显示商业深层变化，而数字经济对结构商业位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我国的数字经济还停留于规模扩张的“占地盘”模式，需要进一步挖掘隐性服务，提升商业质量，从根本上改变商业的结构。
2.人力资本、外商投资受限于企业理念。商业生态位的改进离不开人力资本提供的动力支撑。人力资本带来了数字经济的新技术，具有高素质和专业知识的劳动力与商业的规模扩张有一定的关系。人力资本与结构生态位的不显著，也说明了当前企业“占地盘”思想，影响了人力资本的引入目标。企业需要重新定位，培养能够从结构上进行改革创新的人力资本。外资引入同样受到企业理念限制。外商投资弥补了我国商业建设发展资金不足，为商业规模的扩大提供部分所需资金，同时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国内商业在得到资金支持的同时也得到技术支持，提升了商业综合生态位。但是外资引入并不侧重于商业生态建设，特别是网点等服务亲和性建设不足，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商业就业在总就业中的占比，深层次隐性服务挖掘也不足。
3.交通运输建设、人口密度承接数字经济，促进商业综合生态位发展。交通运输作为基础性的产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交通运输的发展会给商业生态位的提升带来正的外部性，通过提升商业基础生态位、商业规模生态位以及商业结构生态位来促进商业综合生态位的发展。商业作为与外界交流频繁的产业，较高交通运输水平会大大加快交流速度，提高交流效率，降低生产交易成本，提升商业生态环境质量。从禀赋因素看，人口密度在规模方面有利于规模经济形成，服务规模经济形成降低了商业生产成本，同时也降低了服务消费成本，促进商业规模扩张，这也是我国数字经济具有规模优势的原因之一。
(二)政策建议
总体来说，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融入商业的性质，仍然属于“跑马圈地”式的规模扩张阶段，通过数字经济改善服务业结构，更深层次的挖掘服务价值，增加商业亲和力，成为以后数字经济融入商业的目标。结合前面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加快数字经济建设，提高商业质量。加快对数字技术基础建设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必要前提。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是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能够提振商业生产交易效率，最终起到转变商业发展模式的作用，实现转变的前提是具有充分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在商业结构建设方面依然不足，难以从结构上提升商业生态位，说明数字经济与实体商业融合不够深入，没有利用数字经济优势挖掘隐性服务，还有一定服务潜力等待开发。伴随技术的突破创新，新理论、新硬件、新软件、新算法层出不穷，新型数字产业体系正在加速形成[21]。商业企业应该充分利用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数字技术应用，开创新型商业模式；
政府也应该鼓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数字化转型，将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尽快运用到企业生产过程中去[22]。
2.交通运输硬件应该与数字经济软件结合。数字与交通优势都受限于现有的区域管理体系，与数字经济的跨区域发展矛盾，在治理方面应该打破区域界线，提升数字经济与交通硬件的跨区域融合，推进区域之间的合作。经济偏弱区域交通运输条件需要优化升级，完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之后的维护工作，形成交通的体系优势。优化公路、铁路网络布局，提高交通运输的效率，关键建立一个布局合理、分工明确的交通运输网络。发展现代物流服务体系，促进信息资源融合共享，产业政策应该推动实现商业产品在采购、生产和流通等上下游环节信息实时采集、互联互通，利用现代网络减少因地理因素、交通运输网络欠缺带来的成本，降低交易费用。
3.促进商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与商业深度融合是提升商业生态位的重大突破口，依托于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将商业消费互联主导转向产业互联网主导，拉伸商业数字化链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2021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号召，响应中央部署，商业数字化变革应该着眼于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支持企业利用互联网提供智能服务，结合大数据技术，打造个性化服务产品，构建基于5G 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加强物联网与商业的融合，发展智慧旅游、智慧健康、智慧养老、智慧教育等新业态[23]。同时，鼓励商业企业公开电商、社交等数据，大力发展三方大数据服务产业，建立数据共享平台，促进商业数字化转型[24]。
4.鼓励外资进入和竞争。在商业领域，跨国并购可以带来更大的外溢效应。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本、先进的管理方法、经营理念、先进的技术、强大的研发能力，这一方面会提高被收购企业的生产、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会给国内企业建立示范效应，从而全面促进商业进步，实现地区综合生态位的提升。因此，应吸引跨国公司来华并购，通过技术溢出，实现商业生产交易模式改革更新。在产业导向上，应该注重民生服务，引导外资进行商业亲和力方面的投资，挖掘隐性服务推进商业创新，建设更好的商业生态，通过提高商业质量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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