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瑞 李继凯
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以五卷本、约330万字的浩大篇幅再现了广阔复杂的社会历史画卷，展现明末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战争的过程。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所要表现的是“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事变的运动规律和经验教训，供今人作为借鉴；
写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面貌，教育今人”①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姚雪垠书系》（第19 卷），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年版，第36 页。。
从历史事件到文学文本，诸多事物经由郑重的选择与编码服务于这一主题，并反映在小说的形象、情节、结构等中。
小说中出现的多次详实的灾荒／灾难书写， 同样可以置于这一视域下进行观照。作为贯穿于全书的重要意象， 灾荒／灾害不仅是作者用以解释这场革命何以成功与失败的重要线索，其触目惊心、沉重悲怆的文字形式本身，也使小说笼罩在深重的历史悲剧感中，在加强小说文本艺术魅力的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持久的有关社会、历史及人生命运等方面的有益启示。
一
姚雪垠对灾荒书写并不陌生， 其早年所作《差半车麦秸》《长夜》 都不乏对民国年间农村灾荒的披露，以此表现中原地区天灾频繁、社会动荡给平民百姓带来的疾苦。
尤其在《长夜》中，姚雪垠以自身经历为原型，细致描绘了军阀混战下农村民生凋敝、农民被逼为匪的黑暗现实。
显然，这里的灾荒首先是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的反映，作者不仅亲身经历过， 对其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也对灾荒下的农民抱有深深的同情。
另一方面，作者对灾荒的认识并不归于生态意义上的天灾，而是纳入当时中国“因军阀混战频繁、帝国主义加紧经济侵略，加上其他各种人祸天灾，进入大崩溃的黑暗时期”②姚雪垠：《为重印〈长夜〉致读者的一封信》，《姚雪垠书系》（第12 卷），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年版，第304 页。这一社会革命视野，灾荒作为对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的直接破坏，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破，而不得不艰难探寻新的出路，其中青壮年农民往往参军或当匪。
然而，由于一开始就并无明确的政治目的，这种兵匪身份时常相互转化。
在缺乏无产阶级领导的时期，农村“还处在漫漫长夜的黑暗时代”③同上，第305 页。。
从《长夜》到《李自成》，两者都以革命历史视野表现出对农民革命的关注。
如果说前者因时间跨度与现实的接近，其发展逐渐被主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所统归，而《李自成》则将背景放置于明末清初，以历史事件为蓝本， 描绘这一时期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历程，在这里，农民是作为自觉探索的主角存在的，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不再以无产阶级革命史为潜在对照而纳入整体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
由此，《李自成》的灾荒书写和之前所述相比，在对农民革命的解释中自然发生着变化。
义军领袖高迎祥战败后被朝廷杀害，李自成继任闯王名号，率农民军在潼关南原与洪承畴、孙传庭军大战，不敌而被迫退入贫瘠的商洛山区。
这让李自成一开始就面临极其严峻的形势：一边是战场上的失利，让本就弱势的起义军队雪上加霜；
而另一边，军队驻扎休养又面临灾荒的威胁：
摆在自成眼前的困难很多，最紧急的难题是粮食。
商洛山中本来就是个人烟稀疏、地瘠民贫的地方， 加上连年的大灾和战乱，老百姓逃的逃，死的死，留下来的稀稀拉拉，无衣无食，苟延时日。
他用各种办法搜罗粮食， 不仅要养活自己的部队度过严冬和荒春，也要赈济这一带的山乡百姓，使大家不要饿死，也不要再向外逃。①姚雪垠：《李自成》（第1 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6 年版，第12 页。
从这里看，显然更让李自成在意的是如何处理灾荒的问题。
虽然经历战败，但几个堪称左膀右臂的重要将领还在，李自成的闯王地位也仍旧稳定，关于战败的细节作者也并无追究。
虽从革命低潮讲起，但留有很大余地。
这种处理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经典革命历史小说的写法，“这些都不是前世的报应或天定的劫数， ……从根本意义上说，更是革命的起点、历史的起点”②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年版，第25 页。。这意味着农民革命的关键不在于强大的军事能力，战场上的失败意味着农民革命是在其他事物作用下走向胜利的。
在实际描写中，这场战败也使得这位农民领袖从战场上暂时脱身， 而有条件处理更长远的问题。灾荒即在这一背景中出现，对灾荒的处理意义不止是农民军作战之外生活的反映，也是李自成等人革命如何继续的思考的结果。
在这种意图中，灾荒由此获得全新的阐释空间。
如果说之前那些书写李自成农民起义的中国传统史传及以历史为蓝本的小说传奇等艺术载体中，灾荒叙事在于表现社会动荡，解释农民缘何揭竿而起，所谓“天降奇荒，所以资（李）自成也”。③李晶：《论崇祯年间的自然灾害及影响》，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 年第2 期，第43-45 页。以封建政治史观认识灾荒，视其为对王朝统治的威胁与撼动。
到了姚雪垠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由于作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观照中国历史，表现中国历史”④王富仁、柳鸣九：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一），《鲁迅研究月刊》1998 年第3 期。历史观，农民被视为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灾荒的发生除了对下层生活的破坏，也被纳入线性发展的历史进化内，作为革命道路的多重考验之一。
“第一卷就是要写出革命领袖人物当全军覆没之后， 不应该动摇、妥协、投降，无所作为，灰心丧气，而应该坚贞不屈，百折不挠， 奋发图强， 将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⑤姚雪垠：《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兼论〈李自成〉的主题思想》，《姚雪垠书系》（第19 卷），第78 页。在克服灾荒，“人定胜天”的过程中，革命得以合法化，历史小说的教化功能由此彰显。
对李自成作为历史存在的人物形象的任何叙述都要建立在客观历史基础上，姚雪垠对此深有体会：“我首先对于每个重要的历史问题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科学研究， 做到深入历史，心中有数，然后在写作小说时跳出历史，努力争取正确地处理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关系。
”⑥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姚雪垠书系》（第19 卷）， 第7 页。这表明虽然其同样置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却得出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不一样的结论。
后者尽管也提及李自成部队起义以来，在一众农民军势力中以严明军纪与放赈救济的义举等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与追随，但在解释李自成的最终失败时又不免归之于缺乏远见乃至吴三桂兵变等偶然性因素⑦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新华日报》，1944 年3 月19 日。，仅在具体层面作出评价。姚雪垠则认为，李自成由攻破北京的军事“大胜利”忽然变为大失败、大悲剧，“主要决定于内部的各种消极因素，互相交织，造成一种总的失败形势”①姚雪垠：《从历史研究到历史小说创作——从 〈李自成〉 第五卷的序曲谈起》，《姚雪垠书系》（第19 卷）， 第290页。。
“写史学著作必须重视历史的确实性，而历史小说所重视的则是历史的可能性。
”②同上，第279 页。正是在这种认识下，小说《李自成》的内在逻辑才得以展开。
灾荒书写也就不再作为反抗的现代革命话语的单纯演绎，而是作者对这场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何以胜利与失败的思考与注解。
二
在李自成如何对抗商洛山灾荒这一情节的表述上，姚雪垠本着唯物史观的指导，在这一部分使用较多历史揣摩与艺术虚构。
而这种虚构建立在现实经验，尤其是革命经验的基础上。
姚雪垠自称“是党给我的新生命”，对于灾荒的理解与处理，自然也结合共产党处理灾荒的经验。
1931年湖南发生全国瞩目的特大水灾，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代表中央在《红旗周报》上撰文指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是灾荒制造者，其赈灾活动亦不过是对灾民的欺骗，认为“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灾荒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张闻天明确指出了斗争策略：“组织各地灾民自救团， 抗租抗税团，分粮或抢粮团，吃大户团等，使这些组织，变成农民委员会，或游击队的组织，一直引导他们到革命。
对于已经有的各种自发的灾民的与农民的组织，党必须加入，取得斗争的领导权。
党必须要有步骤的，要依据灾民等斗争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斗争。
”③杨慧：《灾荒中的艰难“向左转”——再论丁玲的〈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 年第3 期，第81—87 页。在这种现代革命视野里，灾荒的根源在于分配的不公， 只有发动农民掀起革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灾荒问题才能根本解决。
灾荒是作为唤起农民革命心理，激发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情绪而认识的。
而在李自成时代农民的经验里，灾荒首先是情感记忆里对惨淡收成的忧虑与恐惧，而官府朝廷等与其只有征收税收多寡的联系，与“只有发动农民掀起革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灾荒问题才能根本解决”的直接比附显然不适配，姚雪垠需要换一种表述方式，结合小说依存的历史背景作出改写，即“新的语言不断加入到旧的语言之中，形成老城区周围的新区”④［法］让·弗朗索斯·利奥塔：《后现代的条件》，武波译，韩少功、蒋子丹主编：《是明灯还是幻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6 页。。
李自成面临商洛山灾荒的首要问题还是粮食紧缺，而当时一般的搜罗粮食方式包括到外地买粮、向附近山寨中富户“借粮”。
李自成一面派出老马夫王长顺假装小贩去城池与县份收粮，另一面则派几小队人马到一二百里以外的县份打粮，由于前者收效甚微，很快李自成部队就将打粮作为主要手段。
打粮不同于借粮，一方面是为了安全考虑，避免暴露行踪，另一方面则有意强调与土匪们单纯掠夺的差异， 不仅派人送信，鸣铳点火明确告知对方这一要求， 还在信中写着“因尔为富不仁，万人痛恨，故索银索粮”，否则就攻进寨子、杀人烧屋。
具体实施上，作者也特地补充，“很少奸淫妇女的事， 对穷苦老百姓更不骚扰”。
这些皆表明相对而言这支队伍打粮的动机是合乎情理的。
不过， 仅仅如此还是不能真正将灾荒解决，这种打粮只能勉强满足军队的需求，而李自成还下令要求分一部分粮食出来赈济百姓，这自然就导致粮食问题更加严峻。
军队一部分士兵因为忍受不了这种艰苦纷纷开小差逃走，甚至李自成身边的郝摇旗都动摇奔到了河南。
老百姓的日子更是艰难，不少家开始吃草根树皮。
李自成每天骑马出去还常常看见一些枯瘦如柴的男女饥民出外逃荒。
到了年底，这个充分牵动传统中国农民心理的时节，李自成却面临如此困境：一方面考虑到军队将士同样饱受饥饿，需要分配充足粮食安定军心；
另一方面他还希望腊月底再放一次赈，让老百姓能够过年。
“俗话说，兵没粮草自散。难道能让弟兄们饿着肚子散伙么？ 可是如果不放赈，难道能眼巴巴地看着附近的百姓饿死和逃光么？ ”①姚雪垠：《李自成》（第1 卷）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 年版，第12 页。
看起来，前者似乎更加重要。
李自成的几个亲信大将就提出不要继续停留在商洛山中，希望去河南重新树起大旗大干一番。这无疑是一般军队的逻辑，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获得士兵认同，就不能过多在意农民百姓。
罗汝才、张献忠等其他农民军势力皆如此。
农民军本身是自发组织，不单没有补给保障，军队规模扩充、势力壮大也依赖那些承受不住饥饿与压迫的农村青壮的投奔，故通过攻占与掠夺获取资源无可厚非，一方面是补充粮食与军备增强实力，另一方面对财货女人等的分配也有助于笼络己方势力。
因此，尽管李自成部队一直以来秉承坚决战斗，不扰害百姓的宗旨，使这支农民军声名远扬，但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自保似乎才是应有之义，现在还要分散资源给贫苦百姓，执行起来必然阻力重重。
李自成的选择无疑对农民军之后走向有深远影响，他最终力排众议选择向百姓赈济，支撑起这一决定也存在更深层的缘由。
田野里听到农妇呼唤孩子勾起了李自成昔日的贫苦回忆， 眼前的农妇不仅在声音， 以及虚弱的形貌上让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父亲，尽管其父母都是勤劳忠厚的百姓，想方设法改善生活，而最终还是在饥寒中死去。
灾荒暴露了农民军的属性， 他猛然醒悟这里的村童“华来儿” 未必不是另一个 “黄来儿”（李自成乳名），和朝廷军队勇猛交锋的农民军曾经都是农民的儿子。
之前所困扰的为保持农民军战斗力而撤离商洛山的含义也受到重新解读， 农民军一路上惩治不仁贪官，一面打击朝廷势力，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对迫害农民行为的不满。
然而，仅仅依靠掀起战争是不够的，脱离了与农民的关联，义军也难以摆脱令人恐惧与不齿的匪寇的名号， 无法进一步发展。
即便作者反复以“老八队”暗示其与共产党当年的八路军的关联， 然而在这一时期李自成毕竟不能以阶级眼光将农民军与一般农民等而视之。
田野见闻使李自成体会到农民军与农民的内在一致，农民军来自农民，也应该为了农民。
从现在起，在李自成有勇有谋、镇定自信的义军首领形象保留的同时，那个出身穷苦，深知农民苦难的农民之子的影像浮出地表。
于是我们看到“只有发动农民掀起革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灾荒问题才能根本解决” 这样的命题在这里进行了置换，从主体是潜在的革命者转换为农民自身，或者可以这样说，“只有掀起革命的农民军认识到自己来源于农民，为农民作战，灾荒问题才能根本解决”。主题的确立使得困境在李自成面前明朗起来——军心不稳，他义正词严：“兵要练，军纪要整饬，老百姓也要救济，至于屯垦，等过罢年，看情形再说。
几个月内，决计留在此地练兵，哪儿也不去！ ”对于赈济百姓的质疑，又慷慨陈词：“咱们立志灭亡无道明朝，救民水火，就是按照这个宗旨做事。
”②同上。关注农民生活与指挥军队作战融为一体，将两者以因果与目的手段的方式联系， 这不仅是和罗汝才、张献忠等其他农民军势力的截然差异，也是对之前只刻画李自成的农民军与官军战场较量的突破。
灾荒在这一更新的视野下消散。
李自成安排一小部分军队剿匪，其余的组织起来攻寨。
这两个行为的意义不言而喻，剿匪不是图谋土匪劫掠的粮食资源，而是替农民百姓扫除威胁。
攻寨行动充分体现了李自成的智慧与魄力，不仅以这场大胜重振军队的斗志， 也再次树立了自身的威望。
“事情好像是偶然的，却具有重要意义”③同上。。
这种偶然即是李自成，更或者说是姚雪垠，发现了农民革命的一种经验，而由此解释出何以这支早期寂寂无闻的农民军却最终能取得胜利。
三
“他望望那一条浩浩荡荡、曲折前进的火龙，心思如潮，仿佛看见沿途无数的老百姓站在村边张望，因为不许他们加入而怀着嫉妒和抱怨。
一个念头闪过他的心头， 他仿佛看见了再过几个月，当他重新大举以后，从陕西到河南，到处都是这样：成千上万的饥民跟随他，攻城破寨，开仓放赈。不，那时候将不是这样的规模。那时候的规模会比如今的大许多倍，许多倍！ ”①姚雪垠：《李自成》（第1 卷）上，第12 页。
李自成的农民军从商洛成功突围后，吸引了大量农民投军，他们除倾慕李自成人品与其军队仁义名声外，也有自保之意。不仅匪盗肆虐，借剿匪名义来的官军也对农民欺凌抢掠，甚至屠杀农民假冒军功。
这些农民素闻李自成的队伍军纪严明，善待百姓，声讨不公，自然就纷纷来投。而李自成也正有积蓄力量、在中原腹地施展大业的意图，他意识到灾荒与暴政下百姓无可为生而殷切期望改善生活。如能把握好这股力量，一定可以击垮朝廷。
故李自成按捺攻城想法，避免与官军冲突，一心攻打富裕山寨开仓放赈，从而沿路吸收农民入伍，同时让军队后勤与训练上得到保障。
待到李自成率军进入河南，又推广传播两个新口号“随闯王，不纳粮”和“义军所至， 三年免征”， 相比一般赈济更契合农民心意，故河南各地百姓皆怀着极高期望迎接李自成部队，李自成的农民军规模也由之前的小队伍逐渐扩张为浩浩荡荡的大军了。
这自然助长了行军打仗的优势，尤其是洛阳大捷，不单破城之后缴获大量物资，还极大提升了军队威望，赢得豫西百姓的追随支持。然而另一方面，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粮食消耗的剧增，尤其考虑到灾荒暴政下一些青壮农民不再务农， 纷纷投军，而李自成大军行军沿途放赈，这样一来，所有资源只能依靠攻城夺寨缴获。如果说在商洛山中仅靠几个富裕山寨就能满足军队与当地百姓的需求，那么此时在军队与受济百姓都增加不止一倍的情况下，攻城缴获必不是长久之计。
因此，到了四月上旬青黄不接的时候，即使先前攻占了各大城池，粮食困难的情况依旧出现。灾荒的威胁也再次袭来，“附近几县老百姓已经将地里的豌豆荚吃光了，稍嫩的豌豆秧也吃了……李自成本来就不断地拿出粮食赈济得胜寨周围二十里以内的饥民，如今不得不拿出更多的粮食了”②同上。。
然而这一次，李自成却没有着重应对。接二连三的胜利及宋献策所献李氏将取代明朝的谶言使李自成日趋自信，逐渐将目光投向更长远的地方。
他坚信只要再次攻下富裕的开封，粮食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李自成对待百姓的态度渐渐发生了变化，商洛山上农民之子的觉悟已被大军元帅乃至新任皇帝的事业愿景所冲击。
尽管李自成本人仍秉持善待农民百姓的想法，但如今为了考虑军队能打胜仗， 在民生上不免也有些懈怠与力不从心，至于一些军民问题就更无暇处理。
双喜代表百姓求见，李自成如此回复：“咳，你这孩子！ 你看这里有多少大事等着我处理。
那些百姓求见，也不过是要我替他们伸冤报仇，或劝我去攻哪座城池。
你就替我做主回话吧，不要再打搅我啦。
”③同上。也许李自成足够信任双喜，或是为领导大军作战而避免事务缠身，但之前野地聆听农妇呼唤儿童的那类特定体验也因此渐渐消失。这也反映出李自成对灾荒的理解与处理逐渐从改善贫苦民生转换为鼓动更多人加入革命，而对其为何革命则渐渐无视，灾荒的潜在话语不再是农民身份认同，而变为一种负担。李自成自身的困苦记忆在一次次战斗与大胜中消解，战场的捷报与制订的条例使他默认推翻了明朝一切都会改善，而殊不知自己军队一些举动同样使百姓有苦难言。
农民军随着规模扩大与作战的增加，作为军队的属性俨然盖过了农民的过往身份，一些行为在战争背景下被默许，很少再会调动曾经的农民体验去认识解决。
不是每一个农民军都有李自成善待农民的想法，在他们看来，改善生活的方式不是受军队关照回到安稳的务农状态，而恰恰是投军本身。
军队的扩张以及天命加身的信仰使得李自成逐渐远离了与士兵们同吃同穿，甚至号称能叫得上所有部队士卒的姓名的状态，因而对军队基层情况也陌生了， 至于其余将领也随时听从调遣出兵打仗，无暇考虑百姓。
到了豫东地区，除了常与农民百姓打交道的老马夫王长顺能够注意到该地农民的忧虑与难处，如农民军流动作战在农民百姓印象中与匪寇无异，对农民军缺乏认同，在战争局势下， 军营人马所过之境给农村田地极大损害等，并无其他将士关注到这一情况，这无疑显示出军队与百姓的疏远。
所以我们看到，贯穿于第三卷的开封之战打得格外胶着，哪怕在全书五卷本的浩大篇幅中都显得有些延宕。
左良玉大军来袭时，李自成为避免前后受敌，尽管现在仍处于灾荒时期、粮草紧张， 但为了增加军队胜算而不惜让军队弃置粮草。
如今攻城对于资源的获取已经远小于占领城池本身的意义了，农民军费尽心思动用大量主力攻打，结果反而刺激城内住户官兵恐慌，拼命参与抵抗。
李自成军攻打得越是急切，城内的守势越是顽强。
对天命加身的信奉、对守城军民的恼怒以及对罗汝才消极攻城的怨恨多种情绪集中一起，导致李自成指挥作战愈发浮躁，很难再平复情绪考虑百姓感受。
攻守僵持下，身处夹缝中的平民就成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尤以秀才张成仁一家为代表， 体现战争对普通百姓生活的摧残。
开封城内百姓不单受灾荒影响，家家无余粮，战乱又加剧了百姓的贫苦， 对农民军心生怨恨。“香兰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忽然愤愤地冒出一句：‘人家姓李的和姓朱的争天下，把咱们百姓也拖在里头，叫咱们怎么活？ ’……香兰不敢分辩，心里总觉得这个‘忠’字十分渺茫，不能当饭吃。可是她自从结婚以来， 没有违背过丈夫的意思，所以尽管心里有许多疑问，也不敢说出口来。
”①姚雪垠：《李自成》（第1 卷）上，第12 页。在农民军的层层围困下， 守城官兵也被逼出下策——到黄河朱家寨河口掘堤，导致开封城内外无数的无辜百姓被洪水牵连，惨象迭出不穷。
而李自成也又一次忽视了老河工的警告，使得军队元气大伤，之后一系列计划也被迫中止。
然而，这场伤亡巨大的战役不久就被之后的胜仗遮蔽，李自成率军陆续战胜朝廷派来的陕西部队，除掉袁时中、罗汝才，并攻破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
到这个时候，农民军诸将士以为大业将成，骄气渐露，新降众多文臣又歌功颂德，李自成也更加坚信自己天命所归，农民军也摇身一变成了官军，与百姓的距离更加遥远。
为一举统一称帝，李自成拒绝李岩等人的持重建议，率军势如破竹攻入北京。
战场上轻而易举的胜利蒙蔽了李自成的双眼，他愈发骄纵，俨然以皇帝自居，开始享受皇帝待遇， 对手下行为也就无心留意了，放任手下军队在北京烧杀抢掠，为害一方。
刘宗敏等重要将领也为报复或满足私欲，频繁闯入归降大臣府邸查抄家产。
北京城人心惶惶，百姓苦不堪言，视李自成军与匪寇无异，但李自成浑然不知，只是当年呼唤他拯救苍生的百姓却不再有任何期待了。
梳理李自成及农民军与灾荒的关联，我们发现农民军之胜利得益于对灾荒的适当处理，其失败在较大意义上也可以归之于对灾荒的漠视。
灾荒由此也从实体转化为象征和寓言，意味着在乱世之中尤其需要对最底层平民百姓给予更多的重视与关怀。崇祯与朝廷大臣虽在态度上表示对黎民的同情，但缺乏在具体管理事务上的调整改革，而仅仅从稳定统治的层面安抚，放宽征收练饷，甚至天真地要求百姓与其共渡难关，丝毫没有意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自成及农民军一开始对灾荒的处理顺应民意，使起义具有了某种历史的合法性。
然而，当他们将矛头对准朝廷，满心以为建立新朝，这个世界就会焕然一新、就会从各种祸乱中摆脱出来，但其对民意的忽视、对民众的脱离也宣告了这种幻觉的破灭。灾荒的魅影仍无时无刻不笼盖在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如果在探索的过程中忽视了这个背景，甚至一意孤行，最终只能在绝望倒地之时承认这种无物之阵。姚雪垠以明末农民起义对唯物史观下革命根由的偏离使其只能“逆之者亡”，但另一方面，这种预设也增加了小说的漏洞与裂隙。尽管如此，小说从革命低潮写起，又从革命最终失败作结，灾荒／灾害描写贯穿其中，构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灾荒的革命寓言， 值得特别关注和深研细究。笔者曾指出，“关于灾害书写或灾难描写研究可以有广阔的探索空间”②李继凯、张瑶：《研究回顾、拓宽路径与价值重申———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灾害书写研究的若干思考》，《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 年第1 期。，并提倡进行“对具体灾害类型与重点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本文即是一个尝试，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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