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BSV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地方政府官员在企业改革过程中对于部分私有化和完全私有化的内生选择决策。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官员在面临就业压力和财政收入的权衡下，较高的就业压力会导致较多的改制企业；财政压力越大，则会选择较多的私营企业。腐败越严重的地方，越倾向于较多的改制企业。
关键词：地方政府 企业改革 改制 私营
一、引言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开展的，政府主导整个企业改革的全过程。政府干预理论认为，公有制企业是否改革是博弈的结果。在该理论中，政府对其所有的企业同时有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索求（Shleifer and Vishny，1994），拥有企业经营决策权的一方能够决定企业中政治变量的大小，政治变量能够给政府带来政治收益，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企业税收和利润，以及政府代理人私人收益等。关于企业改革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企业改革的效果，如比较改革前后企业生产效率的变化、盈利能力的变化（La Porta and Lopez-De-Silanes ，1999; 刘小玄，2003）；另一类是研究企业改革的原因，即哪些因素决定了公有制企业的私有化Che ，2003; 白重恩等，2006）。姚洋和支兆华（2000）认为政府行为对企业改革有着重要影响。也就是说除了企业内部经营因素外，地方政府的介入强度和方式对企业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政府主导的市场环境下导致企业改革决策的更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地方政府与企业管理者的博弈过程中的各自本质诉求在哪里，什么因素决定了地方政府对改组程度（国有资本退出程度）的偏好差异。本文的理论分析和模型将回答这些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文对存在以下环境下作出假设：
（1）不存在腐败时。在本模型中，假定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维持较高就业带来的边际收益q和较低税收的边际政治成本m（1-α）二者间的权衡。m表示政府官员对于财政收入的敏感性。（1-α）为企业收益的国家分享比例。对于较高的雇佣水平H，政府官员的效用是qH-m（1-α）H；较低的雇佣水平L时，其效用为qL-m（1-α）L。较低的劳动力雇佣水平这里意味着较高的经济效率输出；过高的支出水平H就意味着过多的雇工和工资支出（又称为“冗工”或者“冗余劳动力”）。对于改制企业，当m（1-α）>q时，官员会选择较低的雇佣水平，否则，官员选择较高的雇佣水平。对于私营企业，假定地方政府官员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来补贴企业使其维持较高的雇佣水平。假定补贴为t，由于国家拥有现金流的比例为（1-α），所以有效的补贴为αt。假定获得净补贴αt的成本为kαt，其中k为政府官员争取补贴的边际成本，这里kq，政府官员不愿意通过补贴私营企业来维持较高就业。当q>kα+m（1-α）时，由于政治收益显著，官员会采用补贴来使私营企业维持较高就业。下面本研究进一步拓展该模型到决策层面。当q>kα+m（1-α）时，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改制企业，官员会选择较高的就业。对于改制企业，官员的效用为qH-m（1-α）H；对于私营企业，其效用为qH-m（1-α）H-kαt。很明显，官员会选择较多的改制企业。换言之，如果面临较大的维持就业的压力，地方政府会选择较多的改制企业而不是私营企业。当m（1-α）α+m（1-α）时，对于改制企业，官员选择较高的雇佣水平时的效用为qH-m（1-α）H，对于私营企业，q>α+m（1-α）即q>kα+m（1-α），官员选择补贴，此时官员效用为qH-m（1-α）H-kαt，很明显，官员会选择较多的改制企业。当qkα+m（1-α)且q Priv/Corpi，t=c0+c1×EmployPressi，t-1 +c2×RevenuePressi，t-1+c3×GovOwni，t-1+c4×GovOwnNSi，t-1+c5×Corruptioni，t-1+c6×Sizei，t-1+c7×ROEQualityi，t-1+c8×PrivCorpi，t-1+ei，t（1）
变量定义见（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上面两表分别给出了被解释变量为数目比值和工业增加值比值时的回归结果。回归采用31个地区的5年面板数据，样本点为124，其中2001年的数据用来产生一阶滞后项。结果分析如下：（1）就业压力变量。就业压力越小，私营企业相对于改制企业比例就越大。验证了假说H1，即较高的q导致较少的私有化，结果显著。（2）财政压力变量。2个变量均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说明了面临财政压力较大地方政府会倾向于选择较多的私有化，支持了假说H2。结果显著。（3）腐败指标。本研究的腐败测度与被解释变量负相关，即腐败越严重的地区，私有化相对于改制就越少；假说H4得以支持。结果显著。（4）关于国家控制指标。（表2）模型（1）结果显示国家资本比例与被解释变量正显著相关，支持假说H3。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种正的关系主要源于GovOwnNSi，t-1与私有化比率的正相关（见表2模型（2），当加入GovOwnNSi，t-1时，GovOwnNSi，t-1则不显著）。换句话说，总体看来，国有资本有助于推动私有化，但是这种正的关系更多是由于中小企业的私有化所贡献的。（表3）的结果进一步说明了大型企业私有化时，则没有明显的显著正关系。（表2）和（表3）中本文都控制了企业的规模。其中规模变量在（表2）中不显著，在（表3）中显著。即“抓大放小”主要在工业增加值比例模型中得以体现。这说明了相对于私营企业而言，规模较大的改制企业与私有比例负相关，说明地方政府在改组过程中确实考了企业的规模。在（表2）中发现CROEmGROEi，t-1与被解释变量的显著负相关。说明了改组过程中选择效应的存在，即质量较好的企业会被政府保持控制而不是放手去私有化。在（表3）中则负相关的显著性水平降低，说明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选择效应不明显。即对于大型企业，即使经济效益不好，地方政府也不会轻易放手。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构建差分模型来进行结果检验。即
?驻Priv/Corpi，t=c0+c1×?驻EmployPressi，t-1 +c2×?驻RevenuePressi，t-1+c3×?驻GovOwni，t-1+c4×?驻GovOwnNSi，t-1+c5×?驻Corruptioni，t-1+c6×?驻Sizei，t-1
+c7×?驻ROEQualityi，t-1+c8×?驻PrivCorpi，t-1+ei，t （1A）
模型1A中?驻Priv/Corpi，t在表2中对应数目比例增量，在表3总对应工业增加值比例增量。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1A）支持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
四、结论
本文在引入BSV模型的基础中，进一步拓展该模型到决策层面，并给出地方政府官员对于部分私有化（改制）和完全私有化（私营）二者的选择偏好和决策区间。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企业改革决策验证了拓展了的BSV模型的推论，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一样面临着就业压力等政治收益的诉求和企业经济效益表现二者的权衡。这种权衡导致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影响了企业改革后存在形式的选择：有的地区存在较多的改制企业，有的地区则倾向于更多的私营企业。地方政府官员对于自身政治收益的关切导致了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就业压力大的地方政府会选择较多的改制企业；如果地方的财政压力相对于其他地区更为严重的话，则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较多的私营企业。腐败较严重的地区，改制企业比例也较高。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信用衍生产品定价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技术研究”（项目编号：7087104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中国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
［2］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5］Boycko， M.， Shleifer， A.， Vishny， R. A Theory of Privatiz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6.
（编辑 梁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