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有一次奉红卫兵组织的命令，我们去抄学校图书馆。按当时的标准，图书馆的书大多数是“封、资、修”大毒草，要求我们统统烧掉。 到图书馆一看，书真多啊！最吸引我们的是那些古今中外的小说。领头罗四哥最爱看小说，见到这些书眼睛都放光了，他建议把这些书留下来。但有同学说：“让我们抄书烧书，是上头的命令，谁敢不执行？”罗四哥一时也不好说啥，只悄悄对我说：“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好书留下来！”过了一会，他忽然转身对大家说：“这么多的书，里面也有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能全烧了，烧错了那罪名就大了！我们暂时不烧，先清理后封存起来，等请示了上头再说。”大家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就按他的吩咐，把书都从书架上取下来打成一包一包的。罗四哥趁别人不注意，悄悄把他喜欢的书单独清出来，另外打包，又做了记号。
最后那天晚上九点过，罗四哥悄悄来找我和另一个同学，说：“你们敢不敢和我一起去弄些书出来，那些小说好看得很，烧掉太可惜了！”我们说：“反正跟着你，有啥不敢，走！”罗四哥早就备好了一个木箱和一根扁担，我们趁天黑悄悄潜回图书馆，把罗四哥做了记号的那包书找出来，塞了满满一箱，小心翼翼抬出来，直接抬到罗四哥乡下姨妈家去。谁知走到半路，忽听扁担噼里啪啦响，中间裂开了一道缝。“啊呀！书太重，把扁担都压断了！”罗四哥急得直跳脚。我突然想起同学王卫东的家好像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我曾经去过他家，现在只好上他家去借扁担了。
罗四哥听我这么一说，又来了精神，脱下外衣把扁担捆扎紧，我们又抬着往前走，不久就找到了王卫东家。我们压低嗓子叫醒了王妈妈，她见我们深夜抬这么重的东西赶路，也没有多问，急忙找了一根木杠给我们，嘱咐我们要小心。
大约清晨两点多钟，我们终于到了罗四哥的姨妈家，把那一箱书放好，又连夜赶回学校，这时东方已经发白了。虽然很累，可我躺在床上，兴奋得睡不着，总觉得是完成了一件很伟大的事，却无人知晓，就像电影里面演的地下党一样，真了不起！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一年后的某一天，当时进驻学校的工宣队把罗四哥找去，说有人亲眼见他伙同两个人把偷来的枪支弹药装在一个木箱子里，转移到乡下去了，还信誓旦旦地说亲眼看见我们抬的箱子很重，把扁担都压断了，又在半路换成了木杠，不是枪哪会有那么重呢？工宣队要罗四哥交出枪并供出另外两人是谁。罗四哥分辩说：“箱子里装的是书，根本不是枪，另外两人是我找来帮忙的，不关他们的事。”工宣队派人到罗四哥乡下姨妈家去搜查，结果当然是搜不出枪的，就连我们劳心费神偷的书，亲戚家已所剩无几。因为这些书被罗四哥东一本西一本地借给别人看而流失了，所以连偷书的证据也不存在了。但罗四哥还是一直被作为怀疑的对象受到监视。
最让我们想不到的是，我们那晚偷书行动的最大受害者竟然是王卫东的妈妈。她因借了一根木杠给我们而受到牵连。我心里非常难过，但又不敢去看望她，怕给她带来更大的灾难。我只能向王卫东说对不起，但王卫东不愿理我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再也没有恢复。
这场由“偷书”引出来的“盗枪”事件，查来查去，最后总算从别的地方查出线索，找到了真正的盗枪者和枪之后才算收场。工宣队倒是给了罗四哥一个说法，可是王妈妈被冤枉定的罪名，却没有人给她洗清，也从没有人向她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