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观点对于摆在案上的法律来说，也许并无不妥，但对于人们手中的法律而言，永远都可以商榷 2008年10月23日的一个夜晚，在浦东新区某个僻静的旧厂房门口，黄某某与他的一个同乡趁着夜色敲碎了一辆轿车车窗的玻璃，从车内偷走了一个公文包。从此，他便踏上了逃亡之路。
2011年12月8日，黄某某选择了向警方自首。被害人报案称，包内有现金人民币二万二千元，而黄某到案后辩称，包内仅有人民币二万元。他言之凿凿地说，事后他与他的同乡躲在一片小树林里清点后就地分赃，正好一人一万元，然后各自走天涯。
司法实践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予以佐证，一般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认定，也即盗窃数额为二万元。这也就同时意味着，按照上海地方标准，刚好达到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档次。
于是，我们以盗窃罪对黄某某向法院提起公诉，并依法认定自首情节，建议判处三年以上四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庭审中，在法官向黄某某征询起诉书指控是否属实时，黄某某辩解称，包内只有人民币一万九千元，他此前所做供述二万元是警方让他这样讲的，他觉得无所谓所以就这样讲了。
如果采信黄某某的当庭供述，他的量刑将变成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过证据的采信除了不足为外人道的证据规则外，还包含了许多司法官员个人的自由心证。就本案而言，多数法官都会认为，黄某某此前稳定的供述，以及小树林两个老乡激动地清点钞票的场景更加具有可采信性。而“警方让他这样讲的”的理由，因为缺乏创意而难以引起法官们的共鸣。
但问题是，在此情况下，黄某某是否仍然可以认定自首情节。根据法律规定，自首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黄某某系自动投案无疑，但其当庭少供一千元钱，是否仍然可以认为是“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进一步说，虽然投案后没有交代全部犯罪事实，但如果交代的犯罪情节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或者如实交代的犯罪数额多于未交代的犯罪数额，一般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在本案中，即便认定黄某某的盗窃数额为二万元，又即便他当庭少供了一千元，如果把一万九千元与一千元作一个比较，我们似乎仍然可以认定他“如实交代的犯罪数额多于未交代的犯罪数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似乎黄某某仍然成立“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也即仍可认定自首情节。
这一观点对于摆在案上的法律来说，也许并无不妥，但对于人们手中的法律而言，永远都可以商榷。虽然黄某某仅仅是少供一千元，但这一千余却是三年有期徒刑的分水岭。它的两边，冰火两重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说黄某某不能成立自首，似乎也有足够的理由。原因不在于数额的多寡，而在于在这样的观点中，“主要犯罪事实”不仅是由犯罪数额来决定，而在有些情况是由刑罚来决定。换句话说，那些所谓数额每增加多少刑罚增加多少的量刑规范，其实不是一种犯罪数额的堆砌，而是一种刑罚的堆砌。
而在刑罚的堆砌中，司法人员已经事先设定了某个高度。当这个高度达到了某一量刑档次，只要破坏了这个量刑档次，刑罚架构就会像费尽心力搭建的积木，哪怕抽掉一小块，抽掉的永远都会是最下面一块，整个刑罚架构也就坍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