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医院口腔科只有一个医生，他一个上午只看5个病人。我是第4号，她是第5号。在我眼前徘徊许久，她终于和我说话。 “我退休都20年了。” 她以回答问题的口气对我说出第一句话。上身后仰，眉角微扬，口齿清晰，神态自信。
我把手中的书放到紧挨着的椅子上，笑着应付：“完全看不出来。”
“嘿嘿。我1927年生人，上高中就跟着老师干革命了。在沈阳念的同泽女中，张学良办的，日本人给占了以后天天逼我们学日语。日语要是不过关，其他科目成绩统统作废。我们恨啊，成天跟小日本斗。”她戴副老式眼镜，头发整齐，一身浅灰色粗绸布夏衣，斜挎黑色方形小包，小包肩带上另绑着一个或许是用来买菜的粗布袋子，整个人看上去简单干练、精神矍铄。
我拿起书，请她坐下，她却丝毫不理会我的手势，继续讲日本人“尽做坏事”。大概一分钟后，她才极其自然地坐了下来。
说到“文革”的时候，2号男士洗完牙推门出来。3号是位一直捂着嘴表情痛苦的中年女士，但一听得叫号，整个人仿佛为之一振，瞬间起身，从我和老人面前走过。我不禁怀疑她之前那副表情是为了免于被过气的“老革命”搭讪而强装的。
“‘文革’不受冲击？不受冲击我老师能自杀？”听得出来，她对带她步入革命之门的老师心存敬仰。“我勤快，领导有什么事都找我。到‘文革’了，那些平日不干活儿又眼红我受重视的家伙反而成了‘红专’，他们说我是‘白专’，成天审我。”
“他们说我是汉奸。巧了，解放后来过一个日本参访团，我负责接待。同泽女中那个日本教导员也在里头，都成老头儿了，但我们还是互相认了出来。他回去后就在报纸上写公开信，直接点我名，把我高中带头闹的那些事一股脑儿全写了出来！我就对‘红专’说：‘你们去查，查那篇报道！’”
“曾经的敌人反做了证人。”我配合着感慨世事之谬。
“再后来，田中角荣来了，总理要材料。‘红专’找我翻译，我说‘你们红，你们翻啊！’”她语调高亢，当年那份得意依稀可见。“但毕竟是总理的事情，我还是翻译了。以后‘红专’也不再找我茬儿了，因为我有用啊！”
沉默一阵，我问她：“你和那些‘白专’，现在……怎么样？”
“一个院儿里住，抬头不见低头见。前天党支部搞选举，一个‘白专’还凑过来说‘我投了你一票啊’，我瞅都不瞅他一眼。”
我本还想问问她看不看NHK，知不知道《赛德克?巴莱》，但3号中年女士已经满面春风地出来了。“我恨小日本都恨死了，结果这辈子还就指着那两句叽里咕噜活了。”赶在神情严肃的牙科大夫叫我之前，她略带自嘲地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