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一苇
所谓“三千年历史看陕西，五千年历史看山西”，作为一个山西人，理应觉得自豪。可一段时间以来，“煤老板”“暴发户”的有色光环始终萦绕在山西人头顶，文化的自豪感也就越来越弱。近十年来情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转型发展给山西各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质的变化，隐隐有涅槃重生的势头，而专注于文学的我却失望地发现，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文学并没有走上“复兴”的正轨。
且不要与文学强省江苏、浙江相比，GDP投入这一先天营养当然决定了后天的长成；
也不要与邻居陕西相比，柳青、路遥、陈忠实等作家，以经典作品铸就的现实主义传统深厚绵长，人才储备也非常丰富；
再比比河南吧，不比不知道，自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开始，河南籍作家柳建伟、周大新、刘震云、李佩甫、李洱五人一届不拉包圆儿，刘庆邦、邵丽、乔叶等鲁迅文学奖得主后劲十足；
抛开周边论，找一个西部省份做比较，如宁夏吧，切实地说在张贤亮之前，宁夏的文学空气十分稀薄，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2014年以来，宁夏作家几乎获得过所有全国文学大奖，这对一个西部省份来说不能不算一个文化奇迹。反观山西文学现状，只有张平以一部《抉择》获得过茅盾文学奖，刘慈欣的《三体》属于严肃文学之外的另一个次元，在此不做过多探讨，近两届鲁迅文学奖山西作者表现亦不佳，“文学晋军”再崛起成为侈谈。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翻翻山西文学史或者中国文学史吧，“文学晋军”在任何一个重要历史时期都比目前表现得要出色，是除却煤炭之外，山西人最能说得出口的东西之一。山药蛋派——多么辉煌的名字，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又是怎样地镌刻在文学史上；
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文学晋军”兵强马壮，代表作家不下十位——成一、周宗奇、张石山、韩石山、张平、柯云路、李锐、蒋韵、哲夫、钟道新、赵瑜，气势汹汹地摘得各种国家级文学奖项，并引起了大型文学刊物《当代》的评介，“晋军崛起”一词从此横空出世、享誉全国。虽然时代已经急剧变化，文学似乎也在不断降温、“贬值”，但是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同样基础或基础更差的省份文学成绩优异，山西单单落后，怕是还有别的原因吧。
近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中国文坛，其中分外牵动一个山西人神经的是孙频转入江苏作协一事。孙频是山西交城人，2016年被江苏作协看中挖走，后成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从目前发展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山西文坛痛失了一位可以冲击重要奖项的人才，因为孙频的文学创作成果十分抢眼，《疼》《盐》《裂》三部小说集销量惊人，作品不断登上国家级刊物和各类文学排行榜。也许所谓的转入个人意愿是主导，而且文学无国界无省界，作家也是自由的，在哪里写什么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但抱了狭隘的乡情观念来看，人才的流失终究是一件令人失落的事，一定有一些什么客观原因存在。
2020年山西省“两会”期间，省政协常委、省作协驻会副主席李骏虎提交了一份建议将市县两级作协纳入编制的提案，着实让外行议论纷纷、内行眼前一亮。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文学机制上的制约，（山西）至今没能进入文学强省的行列”，“市县两级作协长期处于‘三无’状况”，“导致基层文学人才的培养工作长期处于自发状态”，“造成基层作协和省作协之间文学工作的脱节”。机制的缺乏，可以说严重地制约着文学的发展，正如肌肉萎缩后人无法正常生活一样，何谈发展呢？看看目前基层文艺战线的现状，文联越到基层编制越少、经费越缺乏、领导越无力，成为所有群团组织中家底最薄弱的一环，这是毋庸争辩的事实；
中国作协、省作协是有编制的机关事业单位，可到了市作协、县作协又变成民间团体，上下难以贯通。如若能实现李骏虎副主席的上述设想，那是最合理的；
退而求其次，或指定文联副主席兼职市、县作协领导，为作协植入一个强有力的心脏以增强活力，也不是不可能。
除了“心脏”，“骨架”也有问题。严肃文学如今静居社会的一隅，网络化、电子化又使它面临着互不理解、各自为战的局面。一位著名作家说过，作家可以孤独，文学不能孤独。作家的孤独是为了保持创作的定力和恒心，文学的孤独则必然导致衰落，然而乖悖的一点是，恰恰是孤独的作家在左右着文学是否孤独，而很多身居高位的作家的孤独意识导致了文学的孤离和衰败。身居作协要职的作家们，当然不能只是埋头写作，还承担着组织、协调乃至服务的职能，为图清静“躲进小楼成一统”只能葬送文学事业。如何适时转化品位孤独和希冀热闹这两极，怕是作家们必须习得的基本功。因此，把有名望的作家选为主席，以有热情的人辅佐之、配合之，不拘形式，文学事业才能稳当可靠。
自2018年起，中国作协已经举办了四届全国文学内刊工作会议，文学内刊作为文学森林肥沃土壤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而在山西这一领域还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江浙文学之所以异常繁盛，基础之牢、扎根之深、活力之无穷是关键，它们无一不是都很早地建立了相应的文学内刊联盟。内刊联盟正如遍布人体的血管脉络，从头到脚、从指至膀，假若不通，人必然得病，文学亦然。在省级网站开设专栏，是给内刊这个孤儿安了一个家；
设立理事单位，并进行轮值，是确定了一位“长兄”管理家务，而且人人都有机会显得公平；
年会是家人聚会，年审是健康体检；
适时地开展征文、评奖、举办论坛，是比试技艺，好作品还能选入外刊，又有点像为普通人准备的一个节日，真是一个文学的大同世界，怎么能不激起文学爱好者的热情呢？而这些，恰恰是文学工程中最容易改造的部分。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保持文学生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山西作家的珍贵传统，但随着网络化社会、视频化社会的到来，这一传统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加西亚·马尔克斯可以凭借一则新闻和自身卓越的想象力写就《霍乱时期的爱情》，但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挥动翅膀，有可能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这已经不只是气象知识，而是信息时代的真实写照；
换言之，读者通过网络获得的识见不比作家少，参与的甚至比作家还多，这就对作家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家是否看清了生活的真相，是否对每个方面都有较为充分的了解，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深度和锐度，这些不是坐在电脑前想象、书本上搜集可以得到的，而以何种恰当的方式沉下去获取自身所缺便成了当务之需。我们知道，志愿身份天然地和文学艺术家服务群众的使命相吻合，志愿者是最为合适的名号，当下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则提供了最为广阔的平台，唯有如此，伟大的思想和卓越的才情才能在现实的淬炼中获得升华和永生。
山西不缺文化、不缺人才，山西文学和山西作家也一直是优秀的，只是在新的变化前显得有些慌乱无措。文学事业和其他任何事业一样高贵，也同样复杂，只有在理顺机制之后才能畅谈高原高峰。相信在一代一代组织者、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山西文学必将再续辉煌，迎来“复兴”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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