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祐先生（1926—2009）虽然已离世三年了，但我们对这位博学深思、独立特行之士，至今仍怀有深深的思念。这里借纪念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的机会，对他的为人、为学，就我所知做一些介绍。
一、至情至性的“王老邪”
家祐先生的履历，文史馆在上世纪印有“简介”材料：
王家祐先生字宗吉，1926年生，四川成都人。194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教中学，曾云游杭州、南京、上海和四川多处，师从高僧名道，学习佛学和道学。1951年调西南博物院从事文物考古和研究工作。1953年入北京大学进修，次年调四川省博物馆，直至1987年离休。
王家祐先生在文物考古、民族史研究，尤其是道教史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他在有影响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并出版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出版)、《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四川石窟雕塑》（《中国美术全集》第七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和《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第一版，1991年重印)等专著；还参加了《宗教词典》的编撰和《道教大辞典》的审订。应约为多部有关道教的专著写序，应邀到日本讲学。
王家祐先生是四川省人大第五、六、七届代表。现为中国道教协会理事、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成都市道教协会顾问、四川省博物馆研究员。1990年受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这一材料，基本上勾绘出这位学者的形象。需要补充的是，他生于1926年8月，祖籍四川广安，其父为川军抗日将领王克俊（1903—1975）*。家祐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得到著名教授蒙文通的教导；毕业后曾任成都民新中学、大同中学历史教员。他本人是民革成员。“宗吉”并不是他的字，而是师从青城山高道易心莹时得到的法号。道教全真龙门派传承字辈到了20代，后面是“至理宗诚信”等辈，易心莹号“理轮”,为22代，家祐即属23代的 “宗”字辈。家祐说话亦庄亦谐，由于我法号“理玄”，他常戏称我为“师叔”；并经常称其夫人为“妈”，称前来请教他的弟子为“哥们”。晚年他自号“青城天谷书隐”、“半真道人”，经常自己治印，将这些外号印在书卷上。
新中国成立后，家祐便投入文物考古工作；1951年6月就职于西南博物院，曾参加巴县、广元等地战国墓葬的考古发掘，并筹办西南地区文物展览；随后又主持了彭州竹瓦街窖藏文物的发掘工作。至1953年5月，他曾到北京大学进修，随后又在西南博物院冯汉骥院长的领导下，参加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到广汉三星堆一带进行田野考古调查，直至1956年底。1957年，他调到四川省博物馆任职，一直工作到1987年离休为止。
在西南博物院与省博物馆期间，家祐风华正茂，与当时成都文化人沙铭璞、孙梦渔过从甚密，号称“三剑客”。1957年掀起“反右派”风暴，他未免受到指责，加之其旧军官家庭关系，也有所连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家祐有道家修养，胸怀坦荡，不以为意，终在拨乱反正后得到改正。
现在三星堆已成四川的文化标志，家祐可称开创元勋。上世纪50年代，他曾住在1929年最早发现月亮湾玉石窖藏的农民燕家，与“燕道诚师爷”之子燕青保抵足而眠。在他的动员和感召下，燕青保终于将家藏的玉璋、玉钏、石璧等珍贵文物用土布包裹，提到省博物馆来交给国家。现在这些器物分别收藏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和三星堆博物馆里。
战国时期的巴蜀铜器上，经常刻着一些图像文字，家祐与同事李复华最早进行研究，并首次命名为“巴蜀图语”，现在这一名称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我对巴蜀文字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也是受到家祐的鼓励。上世纪80年代与之结识时，他住在成都马镇街。记得初次造访前有人告诉我，由于访问他的人实在太多，不胜其烦，因此他夫人守在前厅，来客一概挡驾，说他不在；故敲门时须重击三下，让他明白来者是熟人。我照此办理，果然得到家祐亲自打开老式木门，然后对坐谈心。那时我刚写完《李冰综考》一文，故将其中论点一一阐述。他静静听了半个小时，没有插话。后来我俩才讲到巴蜀文字，天南海北说了一阵。当他得知我曾研习道教丹功，与他同门，特别高兴，忙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纸箱，翻出博物馆刘瑛女士刻绘油印的一份资料，名为《巴蜀铜器纹饰图录》，赠送给我。我由此为起点，开始探讨这种独特的文字系统。当时我感到不能再占用他更多时间，即起身告辞。他送出大门，悄悄对我说，下次敲门只须重击两下，同时大呼“王家祐”，便决不会吃闭门羹。
家祐酷爱读书，也喜欢购书，有时看中的好书还买若干本分赠来宾，我就受到过多次馈赠。他写字一笔不苟，相当工整，当读书有了心得，总爱垫上好多层复写纸，用工楷小字密密麻麻写一大篇，务求一页纸全部写满，不留空白，然后分送知己。积年以来，我收到他这种复写稿竟有厚厚一叠。他为人乐观开朗，热情好客，家里通常是室内书常满，座中客常满；对客议论时滔滔不绝，颇多机锋之语，而且不乏幽默。大约上世纪90年代，他迁居至博物馆院内，住在三楼，楼下贴个条子，自称“王老邪”，后来给我写信，信封上也落“王老邪”的款。他撰写的文章，思想奔放，如天马行空，意之所至，多有出彩之言，而语言又十分精炼，不掺水分。我常戏说他“内存占得极小，信息量却特大”。
进入21世纪以后博物馆搬迁，家祐安家于“西财骏苑”。他的学生、朋友协助搬家，光是书籍资料就装了几车。原来的旧居中客厅、卧室、书房，甚至洗手间里全有书架，堆不下的书就放在桌上，堆在地上，有时弄得连走路都不方便，于是儿孙们便帮助清理，开出一个通道。他的弟子宋勇告诉我，搬的新家，装书的纸箱堆满了客厅，众弟子帮忙整理了两三个月，还未完全到位。
家祐有不少自愿投师的弟子，许多人现在已是文化名人，如李远国、黄海德、郝勤、沙铭寿等；而受他指点迷津的学者则不胜枚举，犹如影子部队，我和王庆余即在其列，原因就在于他的博学。2005年我曾为家祐的《道教论稿》写序，梳理过他论道的学术成就大体有四个方面：一是道教史研究，包括断代和人物事迹；二是道教宫观和造像的调查研究；三是延伸到古民族史的探索；四是利用道教史料研究巴蜀古史，这一方面最有特色。古代巴蜀文献极少，存在很多空白，过去四川大学任乃强、蒙文通教授都提到过，要从道教文化中发掘材料，例如道教特殊文字，很可能就是巴蜀文字。这一新型方法的实践者，恐怕至今仅有他一人而已。下面就略举某些专题，进行叙述，以体现家祐的学术水平。 二、新见迭出的道教学者
研究巴蜀古文化史，最大困难是资料缺乏。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天地，那就是《道藏》中的洋洋大观。家祐是道教学者，又擅长考古、史学，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辟了一条新的蹊径。由于道教文化是“拿来主义”，不但吸取先秦诸子的精华，还大量接受巴蜀巫术文化与历史传说，成为研究蜀文化的丰富资料源。但《道藏》内容相当庞杂，许多人不肯一顾；因而重要的资源，还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此外，道教文物上也往往存在一些历史信息。家祐说过，汉晋时的方士还认得巴蜀文字，并纳入道教的图录秘文中，故道教铜镜和玺印上的奇字，可能就是巴蜀文字。
《道藏》中有《黄帝传》，综合了许多远古的传说，提到天降一鸟身人头的妇人，名为玄女，家祐称之为“鸟母”——她曾协助黄帝战胜蚩尤。 “黄帝始以雕、鹖、鹰、鹯、云隼之羽为旗帜”，故鸟氏部族已与黄帝族相融合。所举各鸟皆为猛禽，且多带钩状利喙，这与巴蜀器物图像颇为一致。后来“素女于广都来，教帝鼓瑟”；广都就是成都平原；玄女和素女都曾授黄帝以房中之术，是为鸟族与黄帝族联姻之证。书中重要的一段是：“人身、虎首、豹尾，蓬头戴胜，然白首善啸。石城、金台而穴居，坐于少广之山，有三青鸟常取食。此神人西王母也。”可见西王母族融合了多个部族，而成一大族盟。西王母所居昆仑山地理位置在青、新、藏交界之处。黄帝与西王母通好，可证其族有向西北迁移的活动。下文又述黄帝休于昆仑之丘、华胥国、天毒国、穷山女子国，又到“昆仑宫赤水北及南望，还归而遗其玄珠”；“后为蒙氏之女奇相氏窃其玄珠，沉海去为神。”奇相是蜀中的江神，具体主管青衣江和岷江。由此可见，黄帝的足迹已由西北而接近蜀地。
家祐指出，《荀子》及《说苑》所引子夏之言，皆有“禹学于西王国”的话。禹长于西羌，家于石纽，是蜀地的人，自司马迁以来皆无异词；可见昆仑山文化经黄帝的活动，已与古蜀勾通。大禹学习于鸟母的西王国，是古蜀接受这一文化的明证。西王国与中原、蜀地都有婚姻关系。以中原而论，伏羲娶女娲，疑即“女和月母之国”；黄帝娶西陵氏，或为西山昆仑之女；大禹之妻也有女娲之名，《遁甲开山图》还说大禹是女娲的十九代孙，古代婚姻也有世袭制。
道教秘文中有一种人鸟山形图，《无上秘要》称人鸟山为天地之极，元气所因，人鸟山近于其南的河曲昆仑山。因古代的地名，往往随民族迁徙而移动，故道教鸟母提供了一个古代民族从骊山至甘青，然后入蜀的信息。这与近年民族学家的研究结果相当契合。
家祐认为：以昆仑山为中心的西王国，后来分化为凤、虎、龙三族，经过几千年，演变为楚、巴、蜀三个王族。历史上三族之间就有互婚的习俗，所以在文化上有融合的特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人动辄见虎即指为巴，见蛇又指为巴，以致不能自圆其说，都是对古文献中片言断语的过分信任，没有拓广其视野之故。巴蜀既是两国，而文化上又好像一国，许多史家对此大惑不解；近年又发现楚蜀文化也十分密切相关；据他此论，疑云当为之一散。
商周之际乃至更早，蜀人即与鸟有缘。《逸周书·王会解》列举武王灭殷后诸侯朝贺的贡品，西方的巴人为“比翼鸟”，蜀人为“文翰”，氐羌为“鸾鸟”。《山海经》中“比翼鸟”，出自《海外南经》的南山之东，而《海内南经》则记巴蛇于氐人国附近，夏启之臣孟涂司神于巴，在丹阳南之丹山。可见远古巴人活动于中南地区。“文翰”这种鸟倘即《西山经》嶓冢山的白翰赤鷩，则远古蜀人尚在秦岭一带。“鸾鸟”则分布甚广，但主要是西北地区和蜀地，这些地域都是鸟母文化影响所及。此论并非从书面到书面的文字考证，而有最新考古发现为证。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神树分四节，有十二枝，枝上各立一鸟，象征四季十二月，与天文历法有关。其中有个人首鸟身的立鸟，其面目与三星堆众多的铜人造型相似，而鸟嘴皆为钩曲的利喙，这就是藏族地区的鹰头杜鹃，形似苍鹰，众鸟皆畏避它，可说是鸟中之王。
西王母虎齿豹尾，家祐称之为“西貘神”。《穆天子传》言周穆王曾到西北地区的西膜之地，貘族与龙虎族通婚，于是有凤。西方之凤原本并无，其原型为雉鸡；《大荒西经》王母山的人吃“凤凰卵”，实际上是吃野鸡蛋。它以后演化为南方的朱雀。中原的麒麟，至汉代演化为白虎，皆为仁兽。
从中原的古代传说中，也可以找到昆仑山文化分为三系的痕迹。南方一系是伏羲、女娲(女和)；西北一系是黄帝、西陵(嫘祖)；西南一系是颛顼(鸟王) 、崇伯鲧禹。禹名文命，亦即汶岷。或以为鲧封崇伯，其地在嵩山，并不在西南之蜀，这是把上古地名看作固定不移而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古地名的迁移之大，与民族迁移一样，可以从西北、中原移至西南。家祐又举出道经中商周时期的五岳系统：中岳昆仑(冢山)、东岳广桑、南岳长离、西岳丽农、北岳广野，皆在西域，并非汉代以来大一统的五岳。冢山亦作崇山。这套五岳体系迁移到蜀地之后，中岳崇山成为蜀山，乃昆仑下都之岷山；东岳斗山，在今陕西成固；南岳青城，为今大面山八卦台，即《山海经》所谓成都载天山；西岳积石，在今甘青境内；北岳嶓冢，今仍有此山名。秦地系统的五岳，则以斗山为中岳，东岳武当，南岳青城，西岳昆仑，北岳陇山。五岳是道教颇为神秘的处所，《五岳真形图》为道教最高的秘文之一，但五岳并不是仅有一套。
根据道经线索，家祐还在姓氏方面作过考证。据道藏《消摇墟经》知，西王母即龟台金母，姓缑，其夫东王公则无姓，这是母系氏族制的特征。查缑氏地名今在河南开封、偃师之间，近辕关，古今无改；周灵王太子晋(王子乔)曾在此吹箫引凤。缑姓来源是否即在殷墟，尚难定论。汉族采用复姓“西王”，此后简化为王姓。《玄览人鸟山图》称仙人王方平治地在月氏国人鸟山，其地当是今青海湟中原小月氏国，人鸟山为昆仑区域内之一山，可证西王母部族亦有汉姓之王。移至蜀中，神仙又多姓李，疑蜀国王族的汉姓为李。《神仙通鉴》中李八百似与鱼凫王相应，李真多(女仙)则似与望帝(杜宇女王)相应；隐居青城之仙，还有李阿、李意期、李珏、李冰等。这些探索，尚缺实证，不过近年所出土的巴蜀图语铜印上，印文中常有汉字“王”存在，而且多分布于青衣江流域，以及岷江下游的犍为等处，似可为据。家祐的学术论点和新奇见解，类皆如此，多不胜举。 三、壮心不已的烈士暮年
2004年省文史馆编印“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希望家祐写一本四川道教史话，那时他白内障十分严重，视力几乎下降到0.1，只有拿着放大镜看书写文，因此决定与我合作，基本上由我执笔，他拿出几大包资料图件给我作参考，写好一章他修改一章；后来此书写成，名为《道教之源》。巴蜀书社编辑李嘉告诉我，此书出版发行后最为畅销。他与我合作撰稿，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2008年仲夏，他应约为《天社山传奇》一书作序，戏称该书作者“庋耻斋小友我称他‘小邪’，和我‘老邪’实属忘年。近期得闻又有新作，就我现在的身体状态恐怕时日无多，故催促他尽快送来一观”。这已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为人写序的行动。
家祐一生尽瘁于治学，虽然很熟悉道教各派丹功，甚至密宗种种秘法也有心传，但皆不愿投入实践，常置自身于不顾；平时略好烟酒，亦不欲戒除。他晚年白内障动了手术，视力恢复得很好，医生告诫他两个月内不能看书看报，也不能抽烟喝酒。他忍耐了近一个月，自觉状态良好，就开始大量看书写字，大开其烟酒之戒；没有多久，情况恶化，终于继续住院。那时他又有糖尿病、肠疾和其他并发症，状态渐差。我曾劝告他行气练功，以恢复元气；他却笑着说：师叔放心！咱家有本钱，可以活到八十八。我深信他有前知之明，大概度过2014年不成问题。谁知2008年一过，情况越来越糟，春节都在中医药大学的医院里度过。2009年4月9日12时20分，家祐平静地羽化登仙。李远国告诉我这个不幸消息时，我还不肯相信；因为离预约的时间还有5年，以致在他最后住院期间，我却放心大胆，没有到医院去看过他。
家祐安葬在大邑鹤鸣山道源之地。他的公子王休明约我撰写墓志和联语，刻在碑上。这里即以此铭作为本文结语，以存永久的纪念：
岷峨锺灵，毓此佳士。辨史探玄，龙门有嗣。神安美陵，不渝斯志。
*王克俊将军号杰夫，四川军官训练团、中央军校高教班第3期毕业。曾任第26师76旅152团团长。抗战期间曾任第29军26师78旅旅长，1939年参加南昌会战；1940年11月任第49军26师少将师长，1943年12月任第49军副军长，1946年任国防部少将部副，1947年任沈阳警备司令部副司令，1948年任第21军中将军长， 1949年12月21日率部在四川大邑起义。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全国政协特邀委员。1975年6月在成都病逝。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