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慧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如何在媒介大众化、经济市场化的时代语境下建构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有其现实必要性、紧迫性，文学需要在与人民大众的密切联系中寻找其存在的合理合法地位，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也需要文学给予精神文化需求上的满足。在新时代条件下，文学如何书写人民才能更好地建构文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在小说《白鹿原》的创作实践中寻找启示与借鉴。小说《白鹿原》发行超过160多万册，被改编成影视剧、秦腔、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吸引了广泛的群众阅读与欣赏。小说创作高扬现实主义的文学旗帜，在体验中含蕴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大爱，进而以叙述、描写的方式虚构了独特的生活场域，故事在大量的细节中塑造了许多生动饱满的人民大众的形象，呈现出我国百年历史进程中人民大众的精神状态。这些人物形象是具体的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的活生生的个体，其生命的也是历史的悲剧性能够引起读者情感的激荡和心灵的净化。对于《白鹿原》已有的研究中，有许多研究关注了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充分揭示了白灵、白嘉轩、鹿兆海等“白鹿精魂”、(1)参见王钰莹《时代潮流下的“白鹿精魂”——读陈忠实〈白鹿原〉》，《小说评论》2020年第3期，第187-193页。黑娃(2)参见陈思广《谁是〈白鹿原〉中的关捩——黑娃形象的叙述学研究》，《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第51-54页。等原上的底层百姓等人物形象在时代变迁中的挣扎与探寻的特点及其意蕴，在对小说由前置于浅表的风俗礼仪、传统文化、(3)参见陈子丰《从个体生存的万金油到民族兴亡的纪念碑——论〈白鹿原〉的“传统文化”想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第123-136页。方言俚语等生活现象以及地理空间(4)参见梁向阳，张爔文《〈白鹿原〉地理空间的文化意义》，《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88-92页。的构成性描述中，发掘出了人物形象蕴含得深邃厚重的思想内蕴及情感。(5)参见高洪娇，宋祥《古今冲突与文化抉择——论〈白鹿原〉中的文化自觉》，《文艺争鸣》2020年第11期，第163-166页。但对于《白鹿原》中人物形象的已有研究少有关注如何对黑娃、白灵等人民的形象进行书写、叙述的问题。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对于小说中人民形象的创作方式的创新性研究，旨在探索新时代条件下文学创作如何处理与人民大众的关系问题，以创作出能够满足大众需求的具有思想性和韵味性的优秀文艺作品。
如果说文学书写人民是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大众的生命、生活及其意义进行情感及价值叩问，那么，体验的含义与性质决定了作家以体验为路径书写人民的可能性。在心理学中体验是指以个体亲身经历为基础，在情感中把握对事物的主观感受。从哲学角度讲，体验是主体内在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在体验中主体立足于自身并以全部的生存状态和切身感受在对象中进行领悟，体验处理的是人的内在喜怒哀乐的主观感受对社会关系的投射。在文学场域下，“体验与深刻的意义相连，它是把自己置于价值世界中，去寻求、体味、创造生活的意义和诗意”。[1]92-93体验是作者内在审美本质对象化、从整体上对对象进行情感把握的过程，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情感的诗意化”[1]94“意义的深刻化”[1]95及“感受的个性化”。[1]96作家深入人民及其生活并对其进行整体性的体验与审美情感上的把握，进而深刻领会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些体验与领会转化为作者的内在精神质素，文学生产又是作家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显现，所以体验到的情感与意义最终可能会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
作者陈忠实在小说《白鹿原》创作谈中回忆说，“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是创作的来源，而这一“库存”正是作者长期生活、工作在陕西关中地区的农村积累的经验与情感体验。生活的在场性使作者有机会浸润于关中地区的风俗习惯以及当地人民的喜怒哀乐构成的场景中，从中体会其深刻的思想与情感。小说塑造了长工鹿三、黑娃、白兴儿以及熬活工等底层人民形象，也塑造了白灵、鹿兆鹏、胡达林等早期共产党人形象，这些形象是作者对关中地区历史上人民的思想、行为进行整体审视并激发作者情感反应的结果。比如作为许权中旅长的警卫员(黑娃的原型)其忠诚与勇敢让作者欣赏、在孟村小镇粮店里建立党支部的青年学生侯德普、赵伯平等(鹿兆鹏的原型)之于作者的敬佩、胡达明烈士(胡达林的原型)的果敢与出色的工作能力之于作者的钦敬等。作者谈到，之所以创作小说《白鹿原》，是因为在写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过程中，“徐家砖门楼里的宅院”[2]1瞬间打开了意识深处的记忆之门，这些记忆是作者常年生活在关中地区进行情感体验与经验积累的结果。当作者潜意识深处的感受与宅院遇合，也就是作者的内在本质投射到作为对象的宅院上时，《白鹿原》的故事便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
体验以全部生存状态与切身感受对对象进行深刻把握进而可以在文本中建构人的具体特征，这为书写人民创造了可能性，但具体地，体验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占有对象”[3]76“激发作家创作的冲动”[3]77“艺术想象才能得以维持”，[3]77这三个方面在相互融合中发挥作用。
创作小说《白鹿原》之前，作者陈忠实曾到泰国访问，泰国人丰富多彩的着装让作者震惊。20世纪80年代，国内经济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改革开放政策促使人民从封闭走向开放，一边是百废待兴的中国，物质还很贫乏，生活还很单一，还可看到人民大众穿着“黑灰蓝”的“统一制”服装，一边是繁盛的泰国，衣服五颜六色，两国社会现实的差距引起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对国家现状的思考，心灵的焦虑与不平衡的深刻体验，驱使作家把这种精神压力以文字的形式表述下来，“我的《蓝袍先生》，就是在这种处处都可以感受到生活正在发生的激烈而又广泛的深层冲突过程中，引发思考触动灵魂也产生创作欲望的”。[2]34体验不仅激发创作的冲动，作家创作的过程也是持续体验的过程，这一体验在搜集素材、情感准备、构思考察中得到强化巩固。从1988年开始构思《白鹿原》这部小说，到1992年完稿，这段时间里，作家陈忠实一直在对时代、对原上人民及其生活的体验中寻找与小说人物形象相关的材料与故事，想象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与心理活动状态，探究更合适的叙述方式来架构这一庞大的长篇体制。作者在持续体验的在场性、当下性中维持了艺术想象的活力，通过艺术想象对感性材料进行审美意象的加工制作。当小说最后完稿的时候，作家产生了失明、眩晕和失重的生理现象，这“似乎与《白》书最后写到的人物结局不无关系。当时的情景是，在我点着雪茄的时候，眼前分明横摆着鹿子霖冻死在柴禾房里的僵硬的尸体。这是我刚刚写下的最后一行文字：‘天明时，他的女人鹿贺氏才发现他已经僵硬，刚穿上身的棉裤里屎尿结成黄蜡蜡的冰块……’这个被我不遗余力刻画其坏的《白鹿原》里的坏男人，以这样的死亡方式了结其一生。写到这一行文字时，我隐隐感觉到心在颤抖，随之就两眼发黑脑子里一片空白了”。[2]143从生理学角度来讲，体验的生成会牵动人的机体生理机制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由传出神经传到腺体或肌肉等效应器官，然后产生一系列显现的动作反应，陈忠实写完小说之后的状态便是因此产生的。但是，从另一角度看，体验是创作主体全身心投入创作对象的精神创造的过程，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及场景在构思中融入了作者全部的思想与感情，当看到人物死去时场面狼藉破败的景象，作者的内心情感必定是痛苦不堪的，作者的眩晕也是因此而致。
体验在文学书写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深刻性与整体性既能够使作家领会与感悟人民的思想情感及其生活状态，也能够在对象的占有、艺术想象的激发与持续中介入文学创作过程。体验在过程中因情感的诗意化、意义的深刻化及感受的个性化等特点在对对象的把握中创造文学生产的可能性，又因其作用机制促成了文学创作的产生。另外，体验是作家内在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处于体验另一端的人民及其生活世界在作家体验过程中又会因多样性、多元性丰富了体验的内容，进而作家以更加饱满充沛的感情和认识促进文学创作的创新发展。作家与人民大众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相互促进的，只有深入人民大众及其生活实践，才能充实心灵，从而才能更深切地体验人民及其生活，进而更好地书写人民。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在劳动中形成与外在社会的张力，文学书写人民既要塑造饱满富有个性的个体形象，又要在劳动及生活细节中表现个体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细节是人民生活的琐碎与日常点滴，人民作为社会性的存在，其生活细节总会受到历史事件的波及与冲击，也可以说历史事件会通过生活细节呈现出来进而影响生活。所谓事件是指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情，从哲学角度讲，事件有更深刻的内涵，它体现了事物运动变化的历史轨迹。事件总是关系人的生存的，在现实际遇中占据有限的时空，它总是作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存在，通过与其他事物的关联得以建构，在维持动态性、开放性、过程性中保存自身的生命活力。陈忠实小说《白鹿原》讲述了白鹿两家几代人的人事纠葛的故事，表现了从清朝灭亡到新中国建立近四十年的历史变化。故事中的时间阶段正是历史上的多事之秋，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国共分裂与对抗、全面抗战爆发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胜利之后的内战在白鹿原上轮番上演，搅动了原上的风云变幻。这些事件既作为宏大的历史背景嵌入故事底层奠定了小说的现实主义色彩，也以故事情节的形式渗入小说内核,推动故事发展。文学书写人民在细节中展开，就是要描写和表现人民在具体历史事件中如何开展具体的物质和精神活动。
《白鹿原》描写了人民在历史事件中的活动方式和精神状态，人民大众在革命化、事件化的生活细节中展现自身个性气质并在与事件的张力关系中实现自身的社会化转变。故事中白鹿原上沉寂的生活在辛亥革命的震荡下开始面向历史深处探寻，革命事件在对生活的渗透、延伸中推动了原上人民发生了面向未来的变化。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旨在推翻清政府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运动，原上相对固定的生活秩序被革命打破，男人的辫子被剪掉，女人不再裹小脚，皇粮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已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说这些只是普遍意义上的整体变化，那么具体到原上微观具体的个体，辛亥革命对人民大众及其生活的影响以及建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长工鹿三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交农”事件的领头人之一，完成了生命中的一次壮举，鹿三依靠贺老大、三官庙的和尚等人民群众的力量，其生活被卷入历史变革中，底层人民的琐碎生活因此而得到升华。这时原上人民的生活不再只是琐碎性、随意性的存在，辛亥革命因其关联性、动态性在过程中作用于人民生活中的思想、行为细节，把原上人民纳入革命潮流中，原上人民在革命进程的影响下调整生活和思维方式；
原上人民面对社会变化也会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在已有的生活习惯中磨蚀、掌握了辛亥革命可能带来的影响或伤害，以使生活尽量保持原有的节奏而抑制外界变化引起的恐慌。小说中，作者把革命与原上出现的白狼扰民这一事件安置在同一章节里穿插叙述，不同事件之间也是相互联系、彼此渗透，白鹿原上人民在荒诞的想象中把革命与白狼联系在一起，“皇帝再咋说是一条龙啊！龙一回天，世间的毒虫猛兽全出山了，这是自然的”。[4]83这可以看作是原上人民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和看法，无所谓对或错，只是惯常思维方式的延续，用传统思维习惯解释眼下的恐慌。面对白狼带来的灾难，原上人民的防卫措施是修建围墙，这道围墙似一道屏障既能防范白狼，又能防备土匪的侵犯，保障了原上生活的相对安宁。围墙只是物理性质的保障，精神上的保障要由《乡约》来实现。《乡约》是按照儒家仁义道德的要求制定的日常行为准则，既能当做管理的工具，也能规范原上人民的道德伦理观念。无论是修建围墙，还是制定《乡约》，都展示了在历史变革条件下传统文化审视和拯救现实的力量。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抚慰人心的功能作用，精神和物质上的保障把革命影响控制在原上人民大众可掌控的范围内，这时革命带来的恐慌与不适得到暂时缓解，事件对生活的建构力量得到收敛，而生活也在事件潜移默化的影响力量下逐渐开拓了边界。故事的讲述穿插在历史事件中进行，人物生活的时间在事件中流动，生活的空间限制在事件规定的有限区域里，呈现出了原上人民在社会情势的动荡变迁中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
在事件中建构生活，把人民的生活纳入历史的范围，其革命性、时代性品质得到彰显；
在生活的细碎中呈现革命，则革命在生活中消解其宏大的诗史性品格，凸显了人民的主体性以及在历史推进中的能动作用。小说内容在历史事件与原上生活细节的相互作用中展开，作者对故事内容的事件化处理并在细节中消解了事件的宏观特性，这便于作者从整体上把握、强调人民作为个体与历史的关系及个体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原上生活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已经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在相应防范措施的保障下，生活由开始时的迷惘已经渐趋平静，“交农”起事之后，白鹿原上似乎又恢复了素有的秩序，子女的婚嫁、上学等事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可革命形势的动荡又规定了原上生活的反复无常，在看似惯常的生活背后国民大革命正暗潮涌动。国民大革命是1924年至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斗争，国民革命波及白鹿原上始于鹿兆鹏回原上担任学校校长。鹿兆鹏表面上是学校校长，实际上是以校长职务掩饰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这便于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他的回归在鹿家引起震动，鹿家因儿子当上了校长倍感荣光，但也因反抗包办的婚姻让鹿家的家长倍感头疼，几次三番想方设法让鹿兆鹏回家跟媳妇过日子，学校里、村子里传得沸沸扬扬。琐碎的家庭生活似乎解构了共产党员的崇高伟大，共产党员的身份却也在生活化中更加体现出个体从事党的解放事业的坚定意志，鹿兆鹏凭借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用先进思想带领白鹿原上的贫苦大众走上了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道路，从宏观政治气候上影响了原上的整体生活环境。鹿兆鹏站在无产阶级贫苦农民、劳动者的立场上，发动黑娃火烧粮仓，带领黑娃和他的革命三十六弟兄组织农协暴动，目的是要把贫苦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反抗剥削压迫。黑娃在白鹿原上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依靠出门熬活维持与小娥的日常生活，他在鹿兆鹏的引领与培养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生活在时代语境下实现了革命化转变，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参与者及革命者。黑娃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农民，但他又不是一个英雄式的完美的人，还曾因带回来像小娥这样“道德败坏”的女人被父亲鹿三赶出家门，因嫌弃嘉轩叔的腰挺得太直而将其打折，这些自私及报复性的心理是其性格中的缺点。生活的革命化把黑娃的农民身份与革命斗争结合在一起，把黑娃从自私、狭隘的局限中救赎了出来。黑娃在斗争过程中多次拯救鹿兆鹏于困难中，暗地里帮助共产党游击队过哨卡，适时地促成了国民党军官起事，这些都需要黑娃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危急关头做出判断与选择，在思想磨砺以及革命实践中，黑娃已经实现了个人的成长与进步。
在细节中书写人民在历史事件中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故事内容的真实性、人物思想行为的逻辑性充分地表现出来，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历史事件规定着原上人民生活的性质，他们在事件中思想与行动，在事件中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件的突发性、发展的不确定性又迫使他们生活在动荡波折中；
生活内容的革命化、事件化又创造了个体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进而推动着社会历史前进的走向，具有主体性的人民在革命事件中依靠群众的力量创造了历史。只有在细节中才能捕捉到历史事件对人民生活的真实影响与作用，也才能够准确把握历史发展前进的规律与方向。不可否认，对历史事件中人民的书写更多地呈现出人民在历史面前具有普遍性质的思想倾向与行为方式，似乎忽略了表现人民充实饱满和灵动多彩的内心世界。事实上，在历史事件规范与建构下的生活中，处于社会变革语境中的人民大众面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撞击与激荡，在变化多端的社会形势下，人民大众内在的精神思想经历了迷惘、犹豫、判断、选择的过程，文学书写人民除了描述人民真实的社会实践行为，还要表现人民大众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复杂的精神状态。
文学书写人民既需要从宏观上表现人民的生存空间与时间，也需要从微观上把握作为个体的人民大众内在独特的思想情感，以此来塑造具有真实性的人物形象。文学叙述能承担起这一功能。叙述即是叙述人之思想行为的话语活动，行为中蕴含了人所有的爱憎情感和生命的可能性，话语中承载了作者的价值观、思想倾向等个体性质，用文学话语叙述人民大众之思想、行为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创作者对人民的生活实践进行观察审视，也需要创作者与人民的思想、情感进行交流对话。而且，叙述本身是在整体上对人的行为进行把握，它能够赋予零碎散漫的生活以连贯的形式，在叙述过程中，作者能够清晰地认识人民及其生活的意义与逻辑，进而认识人民的精神品质与价值理念。于是，叙述成为表现人民的精神世界的有效方式。
人民大众在历史变革中对社会的认识往往具有滞后性、反复性的特点，表现为与先在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冲突，也在与新的思想观念的碰撞中实现思想精神的转变与提升。小说《白鹿原》叙述了原上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生存状态，故事通过塑造鹿三、黑娃、白灵、鹿兆鹏等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来表现在不断变换的社会场景中人民大众的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在叙述中作者从整体上把握了他们的行为和精神发展过程，黑娃等人物形象也在社会变革的语境中其思想精神经历了转变与成长的过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历史开始向现代社会走近。白鹿原上的生活也在革命的震荡中于细微处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与惯常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首先激起了原上人的质疑和反感，“没有了皇帝的日子怎么过？皇粮还纳不纳？是不是还按清家测定的‘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纳粮？剪了辫子的男人成什么样子？长着两只大肥脚片的女人还不恶心人？”[4]91原上人民在与传统剥离、与过去破裂的过程中，首先会以固有的传统思想面对外界变化，坚守儒家仁义道德来抑制外界变化带来的恐慌，在变化的现实面前原上群众表现出精神上的迷惘无措。这些疑问虽出自族长乡绅白嘉轩之口，却可看作是原上群众普遍的不适，因为这些问题曾经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时代的突变让他们一时无法接受，也不能确定未来生活该如何进行。原上人民大众对革命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表现出心理上的恐慌与反抗，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个人与周围现实的关系失去平衡而产生心理上的痛苦。面对这些疑惑，原上人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乡约》的制约与规范，希望能在儒家仁义道德的庇佑下抵抗外界变化带来的精神上的混乱。殊不知，儒家的道德伦理针对的是封建传统社会下的生活方式，面对历史转折时期革命带来的混乱，安分守己、明哲保身的处事原则无异于以卵击石。社会变革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在逐渐深入地进行，儒家仁义道德似乎并不能够阻止日益逼近的农协暴动，这时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乡绅白嘉轩坚定地认为，“不抢不偷，不嫖不赌，是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田福贤也好，鹿兆鹏和鹿黑娃也好，难道连他这样正经庄稼人的命也要革吗？他踩踏着轧花机，汗水淋漓，热气蒸腾，愈加自信愈加心底踏实”。[4]208白嘉轩们安置心理焦虑的办法是退回到传统儒家文化里坚守传统的心理秩序，在传统精神思想的指引下他们只顾安分守己无意参与到社会改造中来，这不会带来社会的适时变革与进步，他们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力量蕴藏在人民群众中。
相较于白嘉轩们的“安分守己”，白鹿原上的普通群众已经认识到社会变革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认识到苦难的生活来自封建剥削压迫，逐渐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并起而反抗。白鹿原上的农民协会在共产党员鹿兆鹏的带领下开展了打击封建剥削统治的运动，斗争老和尚的大会首次在白鹿村戏楼上进行，在农协的组织安排和领导下，三个佃户控诉和揭露了老和尚的压迫行为，并通过吼叫和扔石头瓦块表达愤怒和不满。在群众要求和支持下斩杀剥削者老和尚的狂欢在封建统治下是鲜少发生的，时代条件下，群众不再只是冷漠地围观，而是打破了封建思想的禁锢和束缚参与到历史的创造中来。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现在冲到历史舞台的最前端惩治剥削压迫者，发出了他们内心的声音和愤怒，行为是在心理指导下完成的，共产党阶级斗争和民主革命思想对原上群众心理的建构突破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牢笼和束缚。但革命斗争也充满了曲折，战争形势变化多端。农协暴动中，黑娃、小娥、白兴儿等生活在白鹿原上的底层人在鹿兆鹏的领导下参与到历史进程中，砸毁了象征了原上人心理寄托的祠堂和碑文，惩罚了碗客、老和尚、田福贤等剥削者。国共破裂之后国民党疯狂反扑，残忍报复那些参加暴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原上群众在国民党的威压面前又陷入沉默和被压迫状态，这是历史在曲折中前进的过程。随着共产党的斗争转入地下，原上群众的活动甚至思想斗争也转入地下，鹿兆鹏在白鹿原上也暗地里培养了许多共产党员，他们在默默进行着持续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表面上他们依然遵循着《乡约》中的仁义道德伦理生活，内在地自由与民主的思想也在建构他们的精神世界。
作者在《白鹿原》创作谈中曾说道：“原上人对精神心理上的这个‘本本’的剥离，必将发生，不过是暂时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2]108与传统剥离断裂的过程也是原上人精神重新建构的过程。整个时代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封建帝制已分崩离析，文化心理等社会意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必定会发生适应新条件的变化，只是白鹿原上人民精神心理的裂变犹如火山爆发前地底下熔浆的积聚酝酿，还没有找到喷发的出口，一旦找到，便会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喷薄而出。鹿兆鹏、白灵、黑娃如勇士般地去寻找和实践与传统不同的自由平等思想，他们走出白鹿原上，身体与精神都在经历着与原上、与传统的断裂。女性在封建社会受到更大的压迫与剥削，她们承受着“三从四德”的道德伦理约束，婚姻不能自主，在社会中她们是附属般的存在。即使父母长辈兄长对白灵百般疼爱，白灵也逃脱不了缠小脚包办婚姻的命运。在变革的社会语境下，白灵极力反抗并最终争取到了自由，不用缠小脚了，包办婚姻也得以解除。白灵命运的转变始于去城里上学，远离原上封闭僵化的生活环境以及伦理道德的束缚，这为她的精神心理与传统隔离创造了条件，在时代转型时期各种思想混杂，也为她心理秩序的建构创造了多种可能性。小说叙述了白灵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生命虽然短暂，精神心理秩序的成长过程却是完整的。从小时候对裹小脚的反抗到在城里上学时勇敢投入国民革命运动再到对党的事业的无私奉献，这整个过程中白灵都在进行着精神的探寻。国民革命时期，白灵投身于城里的运尸运动，为国民革命运动贡献出了一份力量，当白嘉轩因担心到城里找她回家时，白灵义正词严地说她要运送掩埋革命先烈的尸体并举行祭奠仪式以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
在共产党的危难时刻白灵在鹿兆鹏的引荐下庄严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功完成了多次地下任务。在一次任务中因砸伤教育部陶部长而被通缉追捕，被迫转移到根据地。在白灵成长过程中，对封建礼教的反叛使得她与原上传统始终不相融合，在外出求学和救国救民、驱逐日寇等行为活动中建构起独立的精神心理结构，纯粹而坚定。当其父白嘉轩试图用儒家仁义道德中和外界矛盾以求得一方安稳的时候，白灵们正在内在精神追求的指引下凭借坚定的信仰和年轻的热血创造未来。
在当下文艺场域中，文学作品与人民精神需求错位的现象引起很多关注与讨论，文艺作品娱乐化的过度追求消耗了作品的思想性和韵味性，消解了文学对人民崇高美好生活的塑造功能。相较之下，小说《白鹿原》深邃厚重的思想内蕴满足了人民大众作为接受者对文学作品追问历史与挖掘人民精神特质的诉求，作者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对生活的体验中熔铸对人民大众的感情与认识，运用叙述手法在历史进程的真实语境中展现人民的生存状态及其精神世界。在新时代社会语境下，文艺作品在人民精神生活需求的满足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书写人民需要发掘人民大众身处市场化、全球化发展潮流中的思想与情感内蕴以及复杂的精神结构，在对人民及其生活的深刻体验中书写人民大众的故事，在文学叙述中塑造更加真实更加饱满的艺术形象，以创造出更加丰富、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这首先需要作家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对人民大众的热爱中培养忧国忧民的深沉情怀；
其次，要深入人民及其生活中去体验与探寻他们的喜怒哀乐之感情及其精神文化需求，要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其中也蕴藏着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智慧与养料，文学创新发展的动力及力量始终存在于人民及其生活中；
最后，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学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以及价值所在，人民需求的多样性以及文化的多元性也必定能够激发文学发展的更多可能性，文学如何书写人民值得进一步探索与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