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段云章、沈晓敏、倪俊明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一书，在一些人看来，为一本颇具“争议”的学术著作，是耶非耶？值得一评。 有争议方显其神
陈炯明是民国时期广东政坛的风云人物，亦是历来颇具争议的重要角色。比如，他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是否“投机革命”？1911年“三·二九黄花岗起义”是否“逃跑”？于民国初年督粤之布政是否得当？他对广东“二次革命”失败的责任何在？中华革命党时期走南洋是否另树一帜？漳州之治是否自治“示范”之举？回粤驱桂可另有隐衷？北伐失败归因何在？其联省自治主张属何等旗号？1922年“六·一六兵变”应作如何评说？孙、陈分歧归因何是？陈氏与中共、共产国际（俄共）的关系怎样？上述举凡疑问为陈炯明研究提供了广阔的争议空间。
传主的事功本身存在争议，学者见仁见智，乃至“众说纷纭”，实属正常。
中国近代是一个瞬间万变的年代，近代中国史册是一本精彩纷呈的读物：列强豆剖瓜分，政权走马频仍，军阀为患一方，民众生灵涂炭；中西思潮交汇，新旧理念兼容。有人行尸走肉，有人振臂为雄。衮衮精英与芸芸普罗，行色匆匆，风采种种。他们都有共通之处，就是调适心态去适应时代的变奏。那些站在时代潮头的志士，探索与困惑同行，新知与失利相伴，成功有如昙花即逝，苦痛却是常态常新，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陈炯明，他们都是探索路上的筚路蓝缕者，对于他们的成败得失，我们应该有一个宽容的心态、理性的情怀。有如龚自珍所赋诗：“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吟道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研究陈炯明比研究同时代的其他人物又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的旗帜成为时代的正统和主流意识，加之蒋介石又渗入了个人的“动机”，从中“推波助澜”，一切核心价值评判均以孙中山的“标尺”为取向，非此即彼，以至在陈炯明的评价问题上呈现出一边倒，甚至绝对化、僵化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于1956年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阐明除了反动派之外，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者，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确定了“基调”，因之，对陈氏的评价也基本上难以突破“铁定”的藩篱。虽然偶有学人作过某些微观的探索，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却不足以“左右”成见。
前述之学术背景，加上对有关陈炯明的史料挖掘不够（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了解陈炯明往往以《陈炯明叛国史》一书为依据），更谈不上对旁及史料的关注和有效利用，以至关于陈炯明的学术研究，缺乏“原生态”史料的支撑，很难论争起来，更难实事求是。几十年来，基本上沿袭成说，或者避而远之，这是可以理解的。
耐争议始见其真
20世纪末叶以来，陈炯明的研究可谓枯树逢春，此间应该衷心感谢几位有心人——如果说，囿于史料的阙如，20世纪90年代前对陈氏的争议泛于一说之天马行空，那么，随着《陈炯明集》（1998年版）、《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2003年版）的问世，此后的争议便是学术态度的分野，或者说是学术素养之分水，这一领地逐渐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因为对陈氏的研究经已与现实政治无关，也不涉及到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学人可取心平气和的态度，科学理性的思辨，实事求是的学风，秉笔信史，功罪千秋。
对陈炯明的评价，关键在于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尤须指出，陈炯明不是“完人”；同样的道理，孙中山也不是神。对孙陈关系的学术探究，理应以事实之是者是之，以事实之非者非之。具体而言，孙陈关系的研究，尤须遵循如下原则：（一）不以孙陈的是非为是非，应视二者是否符合世界潮流、时代发展和人群需要；（二）于复杂纷繁的社会氛围中，理想相同或相近而所择之方式、步骤各异乃属正常现象；（三）孙陈矛盾可否视为进步阵营中的“内部矛盾”；（四）孙陈两者的分裂主要是政治主张上的分歧，似乎不能无限上纲到两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可视为一次‘政治震慑’的‘极端’手段）。
治史不能曲学阿世，学术当避无米之炊。鉴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具有多面性、多重性和矛盾性，且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如在资料整理上有所回避或曲加掩饰，都必然有失历史真实，易于产生错觉和误解；而全面、系统、准确资料的提供，则能为客观研究创造必要前提，俾能开展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较为切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认识。
君不见，昔日黄兴、章炳麟等人与孙中山都曾各执己见，一度形同水火，但事后释嫌握手，又何尝不仍然是同道？孙陈关系也确实有“惊人相似”之处，直至孙中山辞世前，不断有好心人士居间调停，这说明孙陈间还是存在着和好与合作的基础。而且孙陈两人的书信中亦均表示愿意和好，只不过是，孙氏坚持要陈氏写一纸悔过书，而陈氏则决意不从，终至神离貌亦不合，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要之，《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学术著作，其所辑之论文可以说是对过往成说的一种“颠覆”，这种“颠覆”完全由扎实的史料基础而构建——作者均是《陈炯明集》和《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的编著者。这里，姑且把他们的学术观点视作“一家之言”，而此一家之言决不是异端歧说、洪水猛兽，它对于开阔人们的学术视野，触发学者的探索思维，引牵对孙、陈关系及其被受争议问题的学术争鸣，深化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推动广东地方史、中国政党史、中华民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谨以陈炯明联省自治（联治主义）为例，著者展示的学术观点便见莫衷一是、歧异纷呈、一派百家争鸣之景象，既表现了作者对联省自治评论的整体把握，又反映了著者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既给学人丰富多彩的争议画面，又揭示了对拓展陈氏联治研究的导向。
研究联省自治运动，必须对它作一个整体的把握。它的总体样态呈现为：1921年联治运动达到高潮时，大多数舆论都倾向于支持肯定；一俟联治运动处于四处碰壁并以失败告终后，人们开始检讨运动之得失与因由，对其认识渐趋理性，但分歧也随之增加，近年来更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人们批评陈炯明的联治主义，多从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的动机、目的及其实际效果来评论，进而全盘否定联省自治。 持否定意见者有：《陈炯明叛国史》的作者认为，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为的是以粤省人治粤省人。他以“海丰以外无天地，海丰以外无人才”为幌子，举用的大多都是海丰人，从而抨击陈氏倡导联省自治既排斥外省外府人，也容不下海丰以外的本省人。 与陈炯明同时代的吴稚晖指出：陈氏谋求联省自治和建设广东为模范省，谋的是“一隅之自治”，甚至把广东视作“惠州人之广东”，而不愿“辟广东以外之世界”。 联省自治运动的亲历者李剑农则从广义上作了客观的评价：“对于联治制度，赞否的两方，都没有真确的认识，没有为国家谋统一的诚心。反对联治的挟着一种单纯的武力统一思想，固然不解联治的精神所在；便是附和联治的，也不过是假它为割据地盘的掩护工具。” 学人胡绳则一针见血指出：“陈炯明响应‘联省自治’，就是为了给自己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保住既得的地盘，当上‘广东王’寻找借口。其他一些省的军阀附和‘联省自治’，也都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或打击本省另一派军阀而利用这个旗号。” 丁旭光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联省自治主张虽是人们面对无奈的现实提出的一种政治方案，但这一方案“一落到军阀手里，即成了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的遮羞布” 。
持肯定意见者高度赞扬了陈炯明的联治主张，称其不失为统一中国的一种可行性选择，可为今天中国的统一提供借鉴。陈定炎、高宗鲁等论者强调指出，闽南的实践经验增强了陈炯明的底气与信心，一俟回师广东就着手试行改造广东为模范省，两年间成绩十分可观，与广东人渴望“休养生息”的愿景相吻合，因而得到社会的热烈支持。陈炯明欲将广东建为模范省的计划，不是狭隘的“保境安民”的地方主义，而是联省自治者觅求和平统一中国的一个步骤。 陈定炎还另撰文章指出，陈炯明的联省自治论，可以为今天海峡两岸的僵局找到出路。 康白石亦把历史与现实切合在一起，称誉“陈炯明‘联省自治’是二十年代的理论，或许对解决七十年代中国分裂问题上，找到一个新层次的可能答案。”叶曙明从两分法的视角切入，认为“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主张，固有其时代局限，不无可议，然与‘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的宗法罪名，实风马牛不相及。” 牛大勇主张从历史大局观念出发，呼吁重新审视陈炯明的联治方略，指出陈氏“坚持通过联省自治来消弭战争，希图进而统一中国，这一点应是公认的事实”，其所坚持的“联省自治”主张，自有其历史价值，虽然在当时形势下没有得以实行，但其价值仍有待于重新认识。 台湾学界刊文认为，“如果不因人废言，陈炯明的政治主张，特别是他对联省自治的看法(陈也是当时地方实力派中，唯一对联省自治提出具体施行蓝图的政治人物)，是不是有一些见解值得重新挖掘?为什么革命的过程中，以俄为师的主张会逐渐压倒议会式民主政治，而在越来越激进的革命浪潮中，中国的革命又到底失去了些什么?”
有学人作了毁誉参半的分析，即在肯定陈炯明联省自治的主张的同时，指出其时机不切实际或者说方法与政治生态环境相违。吴稼祥认为，孙中山和陈炯明的“争论”，“就当时政治现实而言，孙中山是对的，应当北伐统一中国，先将主权从军阀手里收缴到中央；就未来的政治理想而言，陈炯明是对的，中国应当实行联省自治，那应当是在军阀还权于中央之后” 。有人认为，陈炯明理想化的联治民主制的内容及其实施方法是比较完整的，他也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幻想采行和平协商、自治制宪等方法实现主权归民、军权归国，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联治民主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学人还对陈炯明的联省自治的理想个性、理论与实践、实施时段、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等层面作专题式的探讨。
胡春惠从陈氏的理想与实行的分析切入，认为陈炯明倡言联省自治伊始，是“出于一时的贪新好大心理”和“感于联省自治的理想”，所主持制订的广东宪法草案，较湖南、浙江省宪有别，“比较的取实用主义” 。但联省自治运动“是希望用缓和而软性的步骤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延宕了中山先生民国11、12年的北伐计划……终于使陈氏在联省自治的借口下，于民国11年6月公然背叛革命”。
丁身尊认为，陈炯明树帜联省自治，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自1920年8月粤军入粤驱桂始，陈氏以“粤人治粤”相号召，动员粤省民众起而反对外来军阀，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二时期以1920年底陈炯明全面掌控广东军政大权为标记，陈氏提出联省自治，实际上是小军阀与大军阀争夺地盘，毫无积极意义可言。目的是“和孙中山相对抗，并广泛地联系南北各实力派军阀，结成反对孙中山的反革命联盟”。 赵立人认为，孙中山于1921年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企图以迎合联省自治思潮来取得各省对广东选举总统的支持，但没有实效。孙中山就转而对妨碍其武力统一方略的联省自治论深恶痛绝了，“而陈炯明仍在其政治实践中贯彻联省自治的方针。此前曾好像是双方共识的联省自治，现在变成了分歧的焦点” ，表明孙中山的政治理论“几乎总是从属于政治实践，且为政治实践所左右”。
谢文孙通过对陈炯明施行民选县长等个案的分析，指出陈氏此时的联省自治的举措，“显然是对孙中山训政理论的妥协，这种理论也完全适合陈的家长统治倾向。陈似乎相信民主政体不是必须通过自下而上的斗争才能得到，由上而下的赐与也并不坏。于是一种西方模式就这样被嫁接到了根深蒂固的儒家的仁政传统之上”。
对粤省与邻省的联治实践作比较，既见树木，亦见森林。陈志让认为“陈炯明主张的联省自治跟湖南、四川、浙江军—绅政权的主张很不相同，他要求的是人民有权管理自己的事，以村、县的直接民主政权夹消灭大小军阀”，“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和陈炯明所争执的不是地方自治的理想，而在于不经和平协商的方式，在广东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形下，对北方用兵。”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亦称：“陈炯明控制广东期间，他建立了一批新式学校；资助了80多名大学生出国深造；循着更多民主的方向重建了广州政府；并倡议通过一部对公民权利给予保障的本省宪法，其中还有反对以军事干预民政的条款”，“反映出一种‘进步的’倾向，一种对于他们所把握的机遇和负责任的自觉”，这有别于当时某些残暴虐民的军阀。 将孙中山和陈炯明的自治思想进行剖析，有利于探其深浅，较其高远。蒋永敬认为：孙中山“不赞成‘军阀割据’固为事实，而‘敷衍联治’则未必真确”，“孙中山的联治，是国民的联治，而非军人的联治，是民治，而非军治。真正的民治，就是要普及到地方基层……这与当时的联治运动，不仅没有抵触之处，且更为彻底。” 段云章认为，孙陈的离异，主要是政治见解和要达到目标的方法、步骤与手段的差异，二者的争论具有急进和缓进的特点，但都要求“进”，即都有适应时代潮流和人群需要的方面。而这种本属革新派内部矛盾演变成相互争杀的惨剧，还要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个人特性等方面去深究。
关于陈炯明联省自治的争议，只是陈氏争议中的一个问题而已，而且这个问题只是刚刚开始。最近，笔者得到一份陈炯明在漳州期间写给孙洪伊、章炳麟、谭人凤、徐谦、胡汉民等人的信，提出拟用关款及德侨款在上海或广州等西南地方择地办一所“大学”，还在另一信中强调“以实行男女教育平等之旨”， 这对多维研究陈氏的联治理论与实践，无疑具有参考价值。兹将全文录示如下：
此次军府提存关款及德侨款，有一百八十余万两，闻因分配为难，储为特别军需，措置良是。窃谓民国八稔，迭生变乱，护法各省，屡谋国是，藉口军人政客，抱薪救火，愈弄愈坏，至今日几无一线生机。良以根本革新，惟在教育，缘木求鱼，乌乎！可得吾国教育，只有北京一大学，粗备规模，不足容纳国内英俊，使之竞趋学术，少逐政潮，人才废荒，堕落狂流，溢而为患，国计民生，并承其弊，深滋隐忧。我西南护法，原本救国，若不实事求是，兼筹并顾，窃恐误国之罪，即属号称救国之人。炯明之愚，以为军府宜设大学一所，即以存款全数或提出一百万两，为发起基本金，再饬各省凑拨数十万，并由海内外设法募捐，则二三百万巨资，当可立集。校地或在广东，或在上海，择善而从，常年经费，仍可由盐税余款指拨，定为成案，一举手间，大学即可成立。为百年树人之计，国家根本之谋，无逾于此。即可存西南护法纪念，亦可免分款不均之嫌。诸公公忠谋国，谅邀赞同，如以为当，请一致主张，电请军府切实施行。至军需竭蹶，各省均同吾人，惟见义勇为，忍苦急公，自无余事，成此盛举，以垂不朽，亦我西南护法诸公之所赐也。
真争议乃彰其魂
历史研究就是尽可能恢复原生态貌，这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难成就的功业。但是，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摒弃那种以人划线、千人一面的狰狞与说教，令有悲欢离合、有骨有肉的历史，回复本貌，重入坊间，贴近大众，展示得栩栩如生。就拿孙中山来说，他固然有其演说激奋人心，听众如醉如狂的一面，也有为了鼓舞群众，大造声势说过头话的一面，这后一面当然是为了革命宣传之需要，但是从实事求是的角度讲，也就有了“大炮”的成色。又如孙中山少时入塾只读过“三字经”、“千字文”一类幼学蒙书，未及从文本与学理上系统研探过修齐治平的儒家大道，所以，他认为剪指甲就是“修身”也就情有可原了。不为尊者讳，学术在争鸣中必将臻于至善。
真争议，乃学术进步之正途；真争议，是学术创新之助推器。当今经已成为“显学”的孙中山研究领地，要发展，要创新，一定要有问题意识。一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比如，关于“五权宪法”思想，权能区分思想，理论上有否内在矛盾？实践上如何破题？又比如，孙氏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来督导军政、训政、宪政？孙中山本人提出“党首先要受训练”，应作何解？何以未曾将之进一步发挥？其身后的党人对其遗教领会了多少？曲解了多少？实践效果如何？关于民生主义，学人多认为还有许多问题不是很清楚，须作更深入的研究。二是对前人的结论敢于问疑。比如，可否对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作求是的“质疑”，从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其领袖权威如何？他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怎样？“中日盟约”是否“卖国”？对孙氏“领导”能力质疑，并非对之不敬，或许可从“反面”对他愈挫愈奋精神的进一步褒扬！
对孙中山可以质疑，对伟人可以批评，同样的道理，对陈炯明的学术研究有这样那样的争议，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这对于推助学术科学化、学术世界化，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一书的价值，在于铺叙了“历有争议”的过去，教人以历史与辩证；又指明了“继续争议”的路径，导人以唯物与科学，这对陈炯明本人，乃至史学界时人与后辈而言，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本文作者系历史学博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